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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知识分子曾担忧算术会亡国
第一回合结束。
4月12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坚持己见，而且反将了奕訢等人一军。倭仁说：“具体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情，如果该王大臣确实有把握，认为必能将算术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则上报君王，下伸民愤，岂不善哉！若做不到这些，却先丧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
倭仁这一挤兑确实触到了奕訢的软肋。4月23日，奕訢上奏承认自己不能做上述保证。奕訢说：“像倭仁所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汉臣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
但作为反击，奕訢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个弱点集中攻击。奕訢说：“上次该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也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教授，以观其成效。”
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4月25日，他不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下旨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本国精于算术之人，立刻保奏，开设算术馆，以收实效。同一天，朝廷还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
最后，倭仁以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隐性冲突：士子集体抵制，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
倭仁病隐之后，争论远未结束。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攻击开设算术馆的奏折。
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譬如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头，批判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则把当年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开设了算术馆，甚至还扩大到对同文馆的批判，说同文馆这个名字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的狱名，建议算术馆并同文馆一并裁撤，如此才能够杜绝祸乱之萌生、端正风俗教化、弥合天变、顺应人心。
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谕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后主使，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当倭仁再度上奏请病时，朝廷顺势剥夺了其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的职权。
表面上看，这次同文馆风波，朝廷和奕訢站在一起，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系的意见，获得了胜利，天文算术馆也得以设立。但这种“胜利”其实是很惨淡的，甚至根本称不上“胜利”，反可用“惨败”来形容之。
个中缘由在于：由于倭仁的半路杀出，造就出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天文算术馆几乎招收不到什么科举出身的“正途人”。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奕訢等人无奈，只好把非科举出身的杂人也编到一起，总共才得到98人。考试的时候，又有26人缺考。最后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即名存实亡。李岳霖《春冰室野乘》里说：那些科甲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学算术为耻辱，“竟无一人肯入馆者”，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坚持，由此可见一斑。
最使人感喟的是，倭仁反对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从“夷人”学习算术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担心这些科甲士人——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会被狡猾的“夷人”引诱同化，进而损害帝国的立国之本；然而，奕訢等人之所以一直坚持让科甲出身的“正途人”来跟从“夷人”学习算术，恰恰也是这个出发点，奕訢认为，只有受过严格的理学意识形态教育的“正途人”，才能够“存心正大”，不会“为洋人引诱，误入歧途”。同样的出发点，同样的担忧，却引发了一场剧烈的高层内斗。
结语：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群像
同文馆风波，颠覆了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说辞。这场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政府，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前头。
据曾国藩说，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文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尤为值得深思的，是自诩为全天下只有自己才真懂洋务的郭嵩焘，同样反对开设算术馆。郭闲居乡里，时刻关注着京城这场“意识形态论战”，他对争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他们是两个瞎子在路上相撞争辩，都没说到点子上。郭对奕訢的批评最耐人寻味，郭说：“总理衙门的奏折，立论之荒谬，处处令人喷饭。所拟定的开设算术馆的章程，让我惊骇不已。用洋人所教授的学问作为士大夫升官的依据，这对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上课每天点名，每月考试，用教授蒙童的制度来管理科甲士子，这简直是在蔑视士大夫、侮辱朝廷！”开明如郭嵩焘者尚且如此，其余士子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据《郭嵩焘日记》记载，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集体抵制他。湖南开了端，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著名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们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择——在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一点将不断得到极明确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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