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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清廷利用、欺杀民意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一、 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二、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三、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四、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五、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 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所没有提及的极重要的另一背景则是：民众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多年来的“伪知识”教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 《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若指责民众“愚昧”，则必须追问：是谁让民众“愚昧”？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长的。许多著作将此归因为朝廷希望借此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倒可谓是一叶障目之见。事实上，早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经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朝廷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真正的目的在于操纵民意——事变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就有强烈的操纵民意的痕迹。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清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清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慈禧太后明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她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结语：曾国藩眼里的“民意可杀”
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们自然只不过是嘴上快活罢了。1870年的中国，实在无力与西洋列强作一鱼死网破之斗。曾国藩对此是深知的；接替曾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虽然嘴硬，称“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并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以迎合民意；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他先赞扬了“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指责他们“徒凭纷纷谣言”，给国家添乱；他先是拒绝了法国要求处死当事的三名天津官员的无礼要求，将他们送出天津以避风头，但最终又没能顶住朝廷对他“包庇犯官”的指责，将他们找了回来再次流放；最后，曾交出来的，是20名百姓，曾希望用他们的人头，来给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结此事。
这位最后的“理学圣人”，在这一刻是如此地举止错乱。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规则，这都是时代的限制。但是，他怎么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导——“仁者爱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这“可用”、“可欺”、“可杀”的民心背后，还潜伏着某种更可悲的古老意识：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1875年，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说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1879年的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1891年，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说道：“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和“大清圣皇”，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剧所在；就不能理解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1870
年度言论：赫德称曾国藩是个被“被评价过高的人物”
赫德：曾国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
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拟一命抵一命”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就杀掉20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曾国藩：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国藩对津案的处理深感内疚。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 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民众：“甘学天津义民”
天津教案发生，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地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
天津教案过去十余年后，还有乡民为阻止传教士入境，高喊“甘学天津义民”打死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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