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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义和团”：“革命史观”是种错误史观
杨天石：没有进行历史研究之前，我对蒋介石的了解就四个字：人民公敌。但是，用这四个字概括蒋介石的一生，概括他的思想，概括他的历史地位，显然就简单化了。
好像还有人到他的学院去闹，网上有些人主张公安局出来干预，甚至主张逮捕袁腾飞甚至审判袁腾飞。我觉得这个是胡闹。
站在革命史观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把许许多多革命之外的东西否定。
蒋介石不再是人民公敌
深度对话：您是1960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以前也研究文学史、哲学，后来为什么会转而研究历史呢？
杨天石：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题目，详细讲可能两个小时也不够，简单讲就是五个字：命运的安排。
深度对话：您研究近现代史这么多年，心境是否有一个变化历程？
杨天石：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从我开始研究民国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最近出了一本书是我17年前，也就是1993年出的《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的再版。在再版的这本书末尾，我有一段话：本书是我踏上近代史研究之途的第一个脚印，但它代表了我的学术追求。
十多年了，初衷未变，追求未变，风格也未变。是也、非也，恭候指教。当年这本书是我多年论文集合，最早的一篇文章是上个世纪60年代写的，所以从我踏入近代史研究领域，一直到现在，初衷未变，追求未变，风格也未变。
深度对话：您赶上了三次大的社会政治变动。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一次是“文革”，再一次就是改革开放。这些对您研究近代史有什么影响吗？
杨天石：解放前后的历次运动我差不多都经历了，要说这些运动对我的帮助，简单说就是一点：让我看问题不再简单化。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想法——要掌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你要了解整个世界，了解一个人，要注意掌握它（他）的全部复杂性。
所谓“掌握全部复杂性”，就是看问题不要简单化，不能“一点论”。这是从历史运动里面所得到的一个教训。研究历史也是这样，绝对不能简单化，不能“一点论”，而应该努力地掌握历史的全部复杂性。
咱们拿人物来举个例子。没有进行历史研究之前，我对蒋介石的了解就四个字：人民公敌。但是，用这四个字概括蒋介石的一生，概括他的思想，概括他的历史地位，显然就简单化了。毛泽东也批评过对人物和事件的简单化，过去研究“五四运动”，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
毛泽东批评这种绝对好、绝对坏的观点是“形而上学”。但这常常就是我们过去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历史研究过程中这种“形而上学”的地方俯拾即是，实在太多了，你低下头来捡一捡哪儿都是。
主张逮捕甚至审判袁腾飞是胡闹
深度对话：你有没有关注最近的袁腾飞事件？网上说袁腾飞被逮捕是因为恶意攻击毛泽东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您个人怎么评价袁腾飞事件？
杨天石：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讲，也没有看过他的录像，前一段时间闹得很厉害。好像还有人到他的学院去闹，网上有些人主张公安局出来干预，甚至主张逮捕袁腾飞甚至审判袁腾飞。我觉得这个有点胡闹。
本来学术领域应该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园地，应该形成一种辩论的风气、自由争论的风气，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你就要允许存在，不应该因为他的观点你不喜欢，或者触犯了你，你就用行政、法律的办法来对付他，这绝不是正确的指导学术发展的方针。
学术上的分歧只能用学术的办法去解决，这是原则。如果你不同意袁腾飞的观点，你完全可以写文章呀，你也去发表演说、做讲座啊。
深度对话：研究历史和人物，要有同情，才能理解，但不少研究历史人物的学者会比较容易走极端，深陷于同情之中，不能对研究对象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但您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研究和作品是很客观的，您是怎么把握这种分寸的？
杨天石：我觉得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最危险的是过分同情他要研究的这个历史人物。研究历史应该是尽量做到最大的客观，绝对不能够掺杂任何个人的感情。人当然都是有感情的，都有喜怒哀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憎恶什么，这是人所不可避免的，但是研究历史的时候千万要超脱个人的感情色彩。
《礼记》里讲：“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这是我很赞成的：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不能因为你喜欢他，就增加他的好，不能因为你不喜欢他，就增加他的坏，这是不能够、不应该的，也就是说写历史、写历史人物，如果你把个人感情、个人喜恶掺进去以后，很难保证客观性、科学性与公正性。
所以历史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实事求是，三分不能说成四分，也不能说成两分，这都是历史学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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