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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为何会认为女性不宜识字？
那位大骂袁枚鼓励女人作诗的章实斋这番话似乎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分明矛盾的现象。他说：“古之贤女，贵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者，非恶才也，正谓小有才而不知学，乃为矜饰鹜名，转不如村妪田妪不致贻笑于大方也。”最少，这也应算是一种解释：“才”取决于“德”。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德是主要的，甚至不妨是唯一的。
只要德好——例如宝钗那样的模范淑女，识字、会作诗并不碍事。而且，宝钗还有一个可爱的特点，那就是，虽然她的诗写得好，她从来不把写诗当作正经事，只是逢场作戏地耍耍。陈后主陈叔宝封宫人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她们的职责只是侍宴后庭，陪他共赋新诗，并把那些写得特别艳丽的唱给他听，这就不致有何不良效果，是可以允许的。相反，莺莺就属于“小有才而不知学”一类，远不如根本不识字的村妪田妪有利于维护那个社会制度。黛玉不仅识字，而且诗写得好；但她的诗却常常被评为二等，居宝钗之后。社长李纨讲得很清楚：虽然“风流别致”得让她占首位，但不如宝钗“含蓄浑厚”。这还罢了。她还常常写些对现状极不满的诗，说些尖酸刻薄的挖苦人的话。这些言论，搜集起来，加以整理，黛玉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有人说黛玉如果活在现代，当是“右派”，看来有理。这类人，岂不是无才更好？！
抽象来说，无德而有才确实往往不如有德而无才。汉桓帝时有一个黄允，以隽才知名，傲气得很。司徒袁隗也很赏识他，说：“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人当女婿就好了！”为了当袁隗的女婿，黄允要求同老婆离婚。在那时，他老婆只好同意。只是临走时请了几席酒向宗亲告别。在酒席上，当众揭发黄允十五件见不得人的丑事。这位黄允，应当说就是有才无德的一类。可惜的是，这类人，似乎还是男子偏多，以至于我一时还想不到哪一位女才子可以做例子。
写到这儿，我曾经想到过凤姐。大观园里，李纨大概可归人“无才便是德”一类，同她相反的是凤姐。凤姐这个人，无论用当时的标准和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她的德都应当属于丁等，不及格的。但是，她是不是属于有才这一类呢？就很难说了。论作诗，她的《全集》只有一句“一夜北风紧”，显然太少；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似乎根本不识字。她缺这种“才”。但是，她能把偌大一个荣国府管起来，就很不简单。宁国府历来乱糟糟，经她代理执政几天，就弄得“自此俱各兢兢业业，不敢偷安”。这种不识字而有管理才能的人，似乎比喜欢夸夸其谈地讨论军事问题但在实战中却失了街亭的知识分子马更有才干。除去她的德不谈，生在今天，凤姐的才干很可能不差于经理、厂长。因此，说她无才，又似不妥。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到当人事处长之难。过去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现在是“有文凭论，不唯文凭论，重在表现”。话是好说，实际生活中却有着不少复杂纷纭的情况。无文凭的凤姐能否当经理是很难决定的，倒不如让有文凭的迎春来当要稳当一些。尽管如此，唯文凭论比唯成份论进步了一大截，又是不可怀疑的。
问题扯远了一些；但是，说来说去，归根结底得解决一个什么叫做德，什么叫做才的具体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各个时期、各个阶级有不同的标准，而且在同一时期的同一阶级里面，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标准；对同一个人，此一时彼一时的结论也未尽相同。例如诸葛亮，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可谓德才兼备，“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理想宰相了。但是，有人却认为他只顾打仗，没搞好建设，并无治世之才；重用姜维、张裔，是任人唯亲，冷落马超、魏延，是忌才妒能。结论是德薄才平，过大于功。端的是：此一亦是非，彼亦一是非了。
死人好办，任你评来评去，不过纸上谈兵，诸葛亮笃定地坐在武侯祠里，用不着担心再给撤职一次。活人就不好办了。“德才兼备”，这四个字倒不难识，难的是它无法用尺量，用磅秤约，不易判准。在有些人看来，凡合我口味者就是德。有了这个德，也就等于有了才。于是，三亲六旧，秘书亲信，纷纷成了接班人或进入第三梯队。有些人看来，有才必缺德，而如果无德，才也就无用。于是，远则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近则不听话的爱提意见者，均属控制使用之列。广西林业局有一位负责林化生产的女干部还发明了一种逻辑：我们百色很穷，有才能的人都想往外跑；你这位栲胶专家却从西安主动要求来百色，想必是在陕西混不下去的人——结论自然可想而知。简单几个例子，说的是男人，也可以从中理解“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根橡皮筋的功能难量，根据需要，是可以把任何有一点想头的女人都捆得死死的。此外，还可以看出，“无才便是德”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有向男子汉领域推广的趋势，男子汉别高兴得太早。
于是，在宣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同时，也有对这句话持反对态度的。有男人发出的，也有女人发出的。清朝有一位妇女写了一本《女范捷录》说：
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
另外还有一位替女人讲话的先生在给《古今女史》作序时说：
夫“无才便是德”似矫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论。
反映这种观点的文艺作品也不少，《梁山伯与祝英台》、《镜花缘》是比较知名的。祝英台不仅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腐论，而且女扮男装同男子梁山伯一起读书，产生了爱情，最后双双殉情而死。在冬烘先生看来，“德”大成问题。但是，剧本长期流行，说明观众还是投祝英台的票。《镜花缘》则主张男女智慧平等，“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女子应同男子一样读书、考试、做官。小说还写了一位女才子，讨论问题，把男子汉驳得体无完肤。这也是一本得到公认的好书，一直流传到今天的。
可见“女子无才便是德”论，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坐稳过，越到后来，西学东渐，封建主义节节败退。到了清朝末年，不仅女子可以读书，女子有出洋留学的，而且还明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一九一九年，经过奋斗，九位女子终于进了北京大学读书。祝英台费了老大劲才偶然在舞台上争到的，这才在现实中争到了。这些，都是中国妇女光荣的一页。
当然，如果以为从此万事大吉，那就未免天真。八十年代，在我们这里仍然有着祝员外式的人物，甚至还曾有过效法梁山伯、祝英台那样为爱情的被父母破坏而自杀的痴男痴女。在我们这里，竟然还有那样一位管计划生育的女领导，同时是把生下女儿的儿媳妇“休”掉的婆婆。姑娘们作诗大概不会遭到反对了，但是，“挑逗”（！？）性的流行歌曲唱法则似乎不大通得过，而什么叫做“挑逗”却又闹来闹去不大清楚。此外，例如那发式与鞋跟之类是否符合某些领导“德”的标准，也早晚时价不同。这些是是非非，不独女士们困惑不已，先生们也颇伤脑筋的。
从“无才便是德”的圈子里跳出来，关键问题是更新“才”、“德”的旧观念。万里同志讲过这样的话：什么作为也没有的人，只知道做官、喝茶，即使两袖清风也不是好干部。张廷发同志说：长期以来，在“左”的眼光下，往往把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唯上是从、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人，视为好干部；把思想活跃、善于思考、勇于改革、有胆有识、有才干的人，视为“骄傲”、“不尊重领导”。宁可重用有缺点的能人，也不能选拔那种四平八稳的人。这种新的德才标准，实事求是，适合今天四化建设的需要，可谓大得人心。“无才便是德”的老口号早就过时，无论对男对女，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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