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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悲剧：郑和阉割了中华日不落帝国大国
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中华帝国本可以成为日不落帝国。
彼时中华民族的海洋势力十分强大，无可匹敌，足以让炎黄旗帜飘扬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且，西方此时还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并不强大。中华帝国却主动放弃广袤的蓝色疆土，甚至联合刚刚崛起的西方国家，对这“蓝色中华”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围剿，将“蓝色中华”逼下大海，成为“海盗”。
波涛之上，中国“海盗”们与西方“海盗”们争夺着蔚蓝色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同的是，当西方“海盗”得到其祖国的强大支持、成为拓殖先锋时，中国“海盗”却必须时时面对自己祖国、来自背后的攻击。
本报专栏作家雪珥，将从本期开始，从“海盗”这个独特的视角，回顾明清两代中国如何错过了通过当“海盗”及打“海盗”的“普世路径”，丧失了大国崛起的机会。
敬请垂注“先锋话题”长篇系列《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帝国》。
1407年九月初二，大明国首都南京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
远航归来的郑和，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郑和将其在南洋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献给朝廷。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即刻处斩，“诸夷闻之震慑”。
旧港，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此前名为三佛齐（Samboja），在中国史书中又名渤林邦国，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是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
在官方的史册中，陈祖义伏诛被看做是大明王朝扬威异域的一大胜利。“帝大悦，爵赏有差”（《明史》）。在擒获陈祖义战役中有功的旧港侨领施进卿，被任命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宣慰使，是大明帝国为了治理边疆少数民族而设的官职，为从三品。
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下了海洋中华的希望。
旧港之战
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
陈祖义被擒，实在有些蹊跷。
陈祖义是广东潮州人，根据郑和的助手马欢在其回忆录《瀛涯胜览》中的记载，陈祖义全家在洪武年间“逃于此处（三佛齐）”。在只关注王侯将相的中国历史中，陈祖义作为一位小人物，并没能留下为何“逃于此处”的记载。根据推测，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的海禁措施，这也是当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最容易触犯的“罪行”，也是终明一代中国“海盗”被逼上波涛的主要原因。马欢记录说，三佛齐“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出逃到异国他乡之后，陈祖义似乎发展得不错。语焉不详的中国正史，多称他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有一些难以考证的野史，甚至说他还不时带兵骚扰东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将赏格提升到了750万两的高价，如果这一数额属实，绝对可称是倾国倾城的价码了。
三佛齐不仅地理位置好，物产也很丰富。“地土甚肥，谚云‘一季种谷，三季收稻’，正此地也”。三佛齐从公元七世纪开始向中国进贡。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三佛齐便正式向明帝国朝贡。后来三佛齐发生内乱，陈祖义趁机占据，自称头目，成为当地一名华人侨领。
根据正史，陈祖义的被歼完全是咎由自取。据说，海盗习气不改的陈祖义，竟然打起了郑和舰队的主意，阴谋夺取满载宝物的郑和宝船。因此，他向郑和“诈降，而潜谋邀劫”，此时，多亏另一“爱国华侨”、广东人施进卿举报。于是，郑和将计就计，设伏“大败其众”。（《明史》、《明成祖实录》等）
然而，根据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却并没有丧心病狂到劫掠郑和宝船的任何记录；施进卿的确举报了陈祖义，罪名却不是什么“诈降”，而只是“凶横”（《瀛涯胜览》）。如果马欢之说属实，则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马欢作为郑和的助手，绝无必要为陈祖义粉饰开脱，因此，在彼此矛盾的史料中，马欢的记载应该更为可靠。
其实，按常理推测，陈祖义能够在异国他乡成为“豪横”的枭雄，智商与情商应该至少在中人以上，审时度势是其生存的本能，绝不可能疯狂到以卵击石的地步。根据正史，郑和的舰队足有27000多人，舰船高大，装备精良，绝对堪称当时的“无敌大舰队”。陈祖义虽然是一方枭雄，无非也只是被“千余家”当地华人所认可和追随而已，面对郑和，陈祖义就仿佛小舢板面对航母舰队一般。
战斗相当残酷，结局也是完全一边倒。郑和舰队“杀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铜伪印二颗，生擒陈祖义等三人”（《明实录》）。史料没有记载郑和舰队的伤亡。
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时赫赫有名的“旧港之战”，也是七下西洋过程中仅有的三次战斗的第一场，对手则是自己的海外同胞。
帝国关门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在围剿陈祖义的“旧港之战”中，郑和体现了高度敏锐、甚至过度敏锐的“亮剑”精神，这与之前他在爪哇三宝垄的经历完全不同。
郑和舰队登陆爪哇，是在上一年（1406年）6月30日。当时爪哇岛上东、西二王刚刚结束了激烈内战，西爪哇吞灭了东爪哇。见郑和军队上岸，西爪哇以为是向与明朝友好的东爪哇请来的援兵，主动攻击，上岸的明军170多人被杀。这无疑是在“扬威异域”的郑和舰队脸上劈了一记耳光。
吊诡的是，郑和舰队似乎并没有进行反击，或者是反击失利，因为官方史书上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郑和押解着陈祖义返回南京的数日后，正史才记载了西爪哇国王派使臣到明帝国负荆请罪，被明成祖朱棣训斥一顿后，仅罚款黄金6万两了事（《明成祖实录》）。而此时，陈祖义的首级还挂在南京城示众。
这笔罚款，直到郑和二下西洋时仍未缴纳，郑和再度到了爪哇后，西爪哇国王只给他缴了1万两。消息传回南京，礼部官员义愤填膺，认为这是藐视大明朝，建议将爪哇使节逮捕下狱，明成祖朱棣此时十分宽容，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于是不了了之。（《明史》卷324）
一边是面对爪哇暴行的高度忍让，一边是对陈祖义“莫须有”罪名的“不教而诛”，郑和的“亮剑”似乎是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而这背后，就是郑和下西洋背后的帝国逻辑：稳定压倒一切。
早在朱棣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而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明太宗实录》）
这种“虽远必诛”的强硬立场，曾在汉初出现过，但那是针对匈奴外敌的，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朱棣的“虽远必诛”，其矛头却是指向海外同胞，并且，对待土著招抚为主、对待侨胞镇压为主。
严厉的追杀令，只唤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选择了用脚投票，飘零海外。其实，安土重迁的中国百姓，飘零海外也是无奈选择，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年）。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以农立国，不因富裕而生异心，不因迁徙而生动乱。他不仅颁布海禁，实际上也实行“陆禁”。根据大明律，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路引”）。路引上标明外出者的年龄籍贯，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时间。而离乡不回的“逸夫”，其刑罚就是死刑。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进一步收紧了海禁，“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政府同时鼓励检举揭发，举报者可获得“犯人家资之半”，而隐匿不报者，也要严厉处置，掀起了海禁的群众运动。
一刀切的政令，试图以牺牲沿海的民生作为稳定的代价。东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实际上不可能依赖单纯的农业。比如福建，“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 （《天下郡国利病书》）
民众们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岗，原来的渔业、商业都被紧急“关停并转”，政府却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的安置问题，这就逼迫沿海民众面临陈胜、吴广般的“进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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