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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刮起的直隶廉政风暴为何效果不佳？
在组织手段、思想教育之外，曾国藩同时大抓落实，而重点就在于“清讼”——清理历年积压的上万个案件，挽回司法的权威。
曾国藩亲自撰写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要求端正政府机关的工作作风，形成一种“旭日初升气象”，杜绝“支”、“展”的陋习，限时办理，超时问责，违者记过，如果“小过积至六次，大过积至三次者”，一律撤职惩办。
对于权力极大、直属总督衙门、相当于省法院和省检察院的“保定府发审局”，曾国藩提出必须率先整顿，彻底扭转“行贿受托、得钱卖放、任意讹索、居间勒嘴、反复换差、反复求费”等不正之风，给全省树立表率，推动“通省之风俗立变”。
曾国藩认为，“直隶怠玩之习，相沿已久”，问题就在于州县干部自身能力不足，而“不得尽信幕友丁书”，没有“秘书”们就不会办事了，形成了“秘书专政”，不仅行政效率极低，而且造成腐败空间。他要求直隶各州县干部要“亲自收状”、“亲自断结”，实在要幕僚秘书们帮助办理的，也必须“亲自细核”。
曾国藩还要求“禁止滥传滥押”、“禁止书差索费”，将“四种四柱册（即司法刑狱上的各种报表）按月呈报悬榜”，并“存于三处官厅，大众阅看”，实行信息公示。此外，还要求将久悬未结之讼案及时“核明注销”，并且“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等等。
抽心一烂
“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
对于吏治的普遍腐败，曾国藩一直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在率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他就认识到，正是吏治的败坏，造成“民心涣散”，“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胶民膏而秧民命者，天下皆是”。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乃至暴乱，根本原因在于“贪官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而引发，银价太昂，钱粮难纳，冤狱太多，民气难伸等等，使官民相仇，积怨太深，激成巨案，甚至包括太平天国动乱本身，“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因此，“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必须“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
也正是抱持着这种“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的信念，曾国藩此前虽然感觉到了腐败可能给政权带来的颠覆性危机，却坚信还有补救的可能。
就在一年多之前（1867年7月21日），还在两江总督任内的曾国藩，与其最为贴心的幕僚之一赵烈文煮酒论英雄。
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对前景十分悲观，认为这个政权将在50年内瓦解：“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则认为：“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两人又谈及当时的“总理”恭亲王，赵烈文在上海看过恭亲王的照片，他说：“（恭亲王）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他认为恭亲王只有些小聪明而已。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他以恭亲王的“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几件事为证，认为这些“皆非亡国举动”，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偏居江南，曾国藩毕竟是地方诸侯，无法看到全局，也因此容易对全局抱有期盼和幻想。调任京畿直隶后，面对“此间吏治极坏”，他的想法似乎也在改变。
第一次弹劾11名干部后一个多月（1869年7月7日），他与赵烈文深夜长谈，感慨道：“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恭亲王、文祥、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几乎一棍子横扫当时中央的所有人，似乎对朝局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廉政风暴的效果似乎并不显著，狂风暴雨过后，只是湿了地皮而已。尽管后来的史书说曾国藩治理之后，直隶地区“政教大行”（《清史稿》），但曾国藩自己在当年年底时感慨：“年内两次举劾，虽舆论尚谓不谬，而官场习气全未转移”，自己虽然“于地方吏治极望振兴，而阖省情形总未见有起色”。
毫无疑问，反腐是场持久战，但此时，更为紧迫和棘手的“天津教案”爆发，曾国藩的精力被完全牵扯住，随后又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直隶的改革便在这“官场习气全未转移”的基础上展开了……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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