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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灭亡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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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皇冠落地快一百年了。笔者把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与人物的真实面貌，据两国的原始档案予以勾画揭示，看看这段历史，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同治七年（1868年）开始，两国的起跑点大体相同，都是以农林牧渔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社会，也同是西方列强侵凌掠夺的对象。可四五十年之后，结果大出人们意外。日本由一个受人侵凌的弱国，变为一个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侵凌别国的强国。而紫禁城里，却又一次上演了一幕孤儿寡母“垂泪对宫娥”的历史悲剧。原因何在？
众所周知，日本在中国鸦片战争发生后亦面临被列强凌辱的危机。美国海军准将培里于1853年7月8日率领军舰驶抵江户的浦贺，强行叩关，其他列强亦虎视眈眈。日本政府于庆应4年4月4日（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以睦仁天皇名义发布了《五条誓约》。其内容包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五条誓约》是根据日本当时的国情提出的，是明治政府实行改革的基本纲领，为日本走上近代化之路创造了条件。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封建色彩，但是包含了民主的精华和对外扩张的因素。
紫禁城的当政者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阴差阳错地选择了一个昏庸闭塞、充满私心的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果我们认真地回顾一下清王朝在最后半个多世纪里所走过的道路，与日本稍稍做些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清王朝存在着三个重大失策。
错失改革机遇，开历史倒车，从而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
在完成近代化过程之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向亚洲伸出侵略触角。作为被侵凌的国家，面临的唯一出路就是启动改革，迎头赶上，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
日本的明治天皇卧薪尝胆，节衣缩食，力图使全国上下“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大张旗鼓地宣讲变法的迫切性，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励民众齐心协力，将改革大业推行到底。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日本逐步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然而，晚清王朝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几次严重挫折后，却没有表现出改革的诚意与紧迫感。甲午战败之后，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神州大地。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影响下，掀起了以推广西学、救亡图存为主要内容的维新运动。可是，因为这样改革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私利，他们居然操起了屠刀将改革派送上了断头台。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以慈禧为首的当政者只顾一己之私利，开历史倒车，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这样的机遇一旦错过，是很难再找回来的。
庚子春夏之交，慈禧恣意妄为，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利用义和团民众朴素的爱国热情，一面与列强宣战，一面命令由载漪统带以满族士兵组成的“虎神营”、董福祥所部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围攻东交民巷，火烧教堂，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落荒而逃，把整个国家引向了危险的边缘。
庚子回銮之后，清廷高官们利用改革之机，争相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把手中的权力演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以至于清廷上层涌现了富可敌国的财主。从慈禧家族，到荣禄、奕劻、那桐家族等，个个肥得流油，富可敌国；但是，百姓困穷，民不聊生，人心离散。如伍廷芳由清朝高官，最后发展到“不要好处”，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阵营，便是人心离散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晚清的统治者以为，既有八旗“劲旅”，又有各地新军，完全可以控制局面，不怕民众起来造反。但是，事实证明，统治者手中的权力最终是无法与人民大众的意志相抗衡的。
在民主议政问题上，拖延阻拦，自误前程
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派大臣出洋考查宪政，接着宣布厘定官制，又命政务处王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预备立宪运动。这次所谓立宪与二十多年前清廷关于设立议院的讨论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一回事，都是将君王手中的权力逐步移交给民选的议院。
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光绪十年五月十二日，翰林院编修崔国因对当时的内政外交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最重要的就是设立议院。
对于崔国因所提出的设议院等建议，清廷并未立即表示可否，而是让总理衙门大臣逐条认真讨论，再向军机处汇报。当时光绪帝尚未亲政，这个决定实际是慈禧和醇亲王奕譞商议后作出的。经过五天的讨论，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大臣对崔国因的内政外交改革建议逐条作出明确回答。关于崔氏要求设立上、下议院的建议，议复折是这样说的：“臣等查，外洋以商务为重，上、下均得其利，与中国政体迥殊，若仿其议院之制，无论扰乱政治之大患，即欲增兵增饷，民间有重敛而无分润，蚩蚩之氓，安能尽明大义，其事断不能行，拟毋庸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议复档册》光绪十年）
关于公开政事的议复谓：“臣等查，所陈洋务宜讲各节，颇为切当，拟请嗣后酌度机宜，凡可以宣布中外者，勿须事事秘密，至于有关操纵机权，不可令敌人闻之转生枝节之处，仍宜慎重从事，勿稍泄露，是在总署反复讲求，相机办理。”（同上）
这是中国近代庙堂之上最早一次对设议院的讨论，比日本晚了十多年。慈禧、奕譞等人认为，中国与西方“政体迥殊”，不能照搬，“若仿其议院之制”，势必造成“扰乱政治之大患”。他们匆匆忙忙便把崔国因的建议否决了。实际上，清廷所否决的不单单是一个奏折和两个奏片，而是葬送了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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