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乾隆年间“摄魂案”：谣言冲击大半个中国 >> 阅读
乾隆年间“摄魂案”：谣言冲击大半个中国
清朝官方判定妖术或邪术的严重与否标准主要视其是否有叛逆色彩。凡是反抗官府和朝廷的就是妖术，反之，即视为一般巫妄之说，以一般事件处理。所以，尽管谣言传布面积很广，各省大员对此却自行处理，拖延隐瞒，不予上报。
此外，各地发生的割辫起哄事件，地方绅士没有参与，官府便认为这样的事情成不了气候。
在中国君主官僚制的统治架构下，绅士阶层是一个独特的阶层。任何群众性活动只有获得绅士阶层的同情和指导才可能达到某种成功，否则只是起哄。
基于这种考虑，尽管谣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但封疆大吏们对此却一直漫不经心。
乾隆皇帝降旨清查
但并不是所有地方官员都是这种态度，山东巡抚富尼汉就认为这是大事，应该重视并应努力加以清查。
富尼汉是满人，对剪辫子的传闻有特殊敏感。他认为事件带有政治意味，“恐不仅于图取财物”，于是立即调查处理并上报朝廷。
乾隆皇帝当时正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休养，接到富尼汉奏折后也认为事情重大，当天就发出上谕，令地方官留心提防，重点清查和尚、道士，尤其是游僧、游道。乾隆对和尚、道士本无好感，他认为僧人、道士不受官府和村社制度的约束，是有妨于现存统治的。
然而大多数的官员是饱读诗书的儒生，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都是熟谙的，或许他们中也有人或多或少受点影响，但是大多数官员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不屑一顾。但皇帝降旨查处自然也要有所行动，所以好多省份都查出了一些割辫、摄魂事件。
随着各地类似报告的不断增加，一向好大喜功的乾隆一下拔高了事件的性质，认为这不是一般的谣言，其背后一定有一个大阴谋，实质是谋反。
谋反，在封建社会里是最重的罪名，也是最带有政治性的大罪。
中国历史上不乏下层草根社会利用迷信、“妖言”组织民众反抗专制统治的事件，历代统治者对“妖言”的防范也是不遗余力的。但乾隆这一次的反应明显过度。
皇帝对事件定了调，并上纲上线。官员们不敢不着力去办。于是，几乎整个国家都卷入清查“谣言”和“反叛”的运动中。
在这种情势下，各种偏差就出现了：有捕风捉影的、有敲诈勒索的、有公报私仇的、有无端陷害的，人性中的贪婪、嫉妒、暴力都被激发出来，受害最多的就是云游和尚、道士、乞丐等下层流浪者。他们或被官府抓捕，屈打成招，或直接被当地民众殴打，甚至被殴打致死。
然而，折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一件妖案能落实。乾隆不相信这个结果，又指示把全国许多嫌犯长途跋涉送到北京、承德，由军机处官员反复、交叉审讯，结果发现案件中存在大量漏洞、破绽和矛盾之处，基本事实都很难成立。而且不少经不起长期折磨的嫌犯死去了，活着的几乎所有人都推翻了原供。当然，在此前各个“省级会审”中折磨致死的、翻供的已经不少。
1768年9月中旬，军机大臣们只好据实禀报。乾隆皇帝十一月初一回到北京。两天后，他降旨停止对摄魂案的清查。军机处在接到命令之后很快作出了结，释放了全部案犯。
初步统计，“摄魂案”延续了近1年，蔓延到全国12个大省，上报朝廷的涉案者就将近60名，分散在各地的涉案人数则无法统计。
尘封案件重新评价
案情真相大白，对割辫摄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荒唐而丑恶的闹剧。
但乾隆皇帝并不这样看。他认为，清查没有结果是因为地方官员失职。他发上谕称：“乃朕严切训谕，始行饬属查办……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而实在首恶究属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扰闾阎，于政体殊未允协。此案现在竟可无庸查办。”
于是，他开始查处这些“隐瞒”和“塞责”的地方官员，将两江总督，江苏、安徽、浙江、山西等省巡抚“俱着交部严加议处”，山东巡抚降职调离，还有一批低级官员遭到撤职。
“摄魂案”鸡飞狗跳地闹了近一年，朝廷说不再追查了，妖风迷雾也就烟消云散了。整个事件也像案卷一样被历史尘封起来。除了故宫博物院于1930年在《史料旬刊》刊登了相关的档案资料（当时称“割辫案”）外，没有人再注意这一事件。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名美国学者来到中国，在清廷浩瀚的档案里发现了这起案件，把它梳理出来，用了10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1990年出版，但很长时间在美国没产生大的影响。
这名学者就是美国著名清史学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孔飞力（一译孔复礼）教授。这本书1999年译成中文，书名为《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书较详细地记叙了整个割辫、摄魂事件，并从特殊的角度分析了事件发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及当时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一些中国学者对该书有较高的评价。
但就翻译而言似乎有所欠缺，特别是书名译为“叫魂”就不够准确。“叫魂”是旧时民俗，又称“招魂”。《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迷信认为人患某些疾病是由于灵魂离开身体所致，呼唤病人的名字能使灵魂回到人的身上，治好疾病，这种做法叫做叫魂”。根据书中意思，应译为“摄魂”或“盗魂”才恰当。其实原书的英文名就是“盗魂”的意思。
在书中，作者着力剖析了几个当时社会政治的深层次的问题，其中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社会信息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等。
这些分析让我们看来似乎有点“反应过度”，说得有点远，事情实际并没有那么复杂。
不管如何，这本书至少让我们记起了243年前的一起社会风波，记起一种莫名其妙就会蔓延的谣言邪说；让我们居安思危，让我们在遇到类似事件时有所借鉴。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中国古代为何有“官不修衙”传统？
- 下一篇：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