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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那些辞官教书的“厅官”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等“戊戌六君子”殉义于京城菜市口
（王西京作品《远去的足音》）
福州人林则徐曾说：“30年前的福州，读书人不想升官，即使考中进士做了京官，也宁可归乡，在州郡书院里找一个教书的工作养家糊口。”
他说的虽是嘉庆年间的事，但整个清末，进士出身的京官，辞官回乡教书的为数不少。这些人，都官至六品以上，相当于现在的“厅官”了。
浙江湖州人钱振伦，22岁中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等职，1850年辞官，先后在杭州紫阳书院、淮阴崇实书院、扬州梅花书院、安定书院等处任教，直至1879年在扬州去世。
钱玄同父钱振常，1871年中进士，任礼部主事11年后，也于1882年辞职回乡，先后在绍兴龙山书院、常州乐仪书院任教。
1883年，四川富顺县人刘光第，中进士后授刑部广西司主事，因母丧守制回乡不归，在地方书院教书。
皓首穷经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好不容易谋了个中央政府部门公务员的金饭碗，他们为何辞职去当老师呢？主要是他们做了京官，如没有外派到地方担任有实权的官职，在原职又无法升迁，就仕途渺茫，穷困潦倒。
清制六品文官年俸银60两，禄米60斛（约9000斤）。雍正起，特支双俸（禄米除外），称“恩俸”。也就是说，他们的年收入为120两银子，加9000斤禄米。
清朝米价波动较大，如果按米价相对平稳的乾隆年间算，据卢锋《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1910）》所载，那时米价大约15文钱/升。一升约1.5斤，即1斤米价格为10文钱。现今超市的平均米价为2元/斤，则一升米价格相当现在3元钱。
1两银合1000文，可买100斤米，即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200元。那么，六品京官的年收入相当于现在4.2万元。他们拖家带口，甚至雇佣家仆，既要保障全家吃穿住行医，又有官场应酬和人情往来，显然很窘迫。
1888年，刘光第在族叔、盐商刘举臣的资助下，重返京城。“留京有家眷，每年非六百金不可”，而俸银仅五十余金。重返京城的刘光第一家，每年开支至少要600两银子（约今12万元），可是其工资才50多两银子（约今1万多元）。
刘光第回京后，在京城南的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舍作为寓所，一住10年。为了糊口，他家人常去粥厂喝粥。
光绪末年，京城米价腾跃，百物昂贵。加之刘光筑（刘光第弟）来京读书，屋仄另迁，生活更窘。家中唯有一老仆守门，凡炊事洒扫皆夫人及诸女承担。10口之家，常以玉米、番薯贴食。来了朋友，“沽酒、瓜豆待之”。
他自己“一身袍服，十年不易”。且常在家“自锄片地种蔬菜”。其夫人张云仙在京11年，从未出门交际应酬，终日料理家务。
刘光筑满以为可以在当京官的哥哥家里享受一番，不料天天领教的都是粗茶淡饭，还被督促读书，不满之余编了一首顺口溜，教侄女们唱：“早饭吃了喊补锅，夜饭吃了响更罗；既汤斗（熨斗），莫奈何，忍饥挨饿把书摸。”
刘光第听后，笑着补了一句：“不成材的子弟提砂锅（讨口要饭）。”刘光第举家生活不保，全靠刘举臣的每年200两白银资助。
1898年9月21日，慈禧政变。刘光第在寓中被捕。缇骑见他家中家具被帐破旧，夫人张云仙如佣妇，皆惊叹！他家除了笔墨书卷，别无值钱的财物。
就义后，吊唁者看其家境潦倒，纷纷捐款赠物。其中有不知名者，留下银子百两后流泪离去。
张仲礼曾根据刘伯骥的《广东书院沿革》一书及其他资料，推断清代书院山长（校长）年均收入为350两（约今7万元）。
而根据柳治徽的考订，个别大的书院的收入更高，如钱振伦曾主持的扬州安定、梅花书院，光绪年间山长的收入高达700两（约今14万元）。
这样的收入，和掌握实权，又有灰色收入的官僚比，不算高。但与年收入才4万多的穷京官相比，经济上已打了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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