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西方男女“洗海澡”不符合中国国情

作者：腾讯历史来源：腾讯历史发布时间：2011年03月10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蒲安臣（中）和使团中国成员志刚、孙家谷（即左右两人，但未能考证各自对应何人）合影。

1869 年度事件：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正遍访欧美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景：中国近代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由西方人率领的。

事情可以追溯到1858年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条约规定1868年为修约年。习惯于“华夷外交”而严重排斥“条约外交”的清廷，视“修约”为洪水猛兽，苦求应对之策。派遣一个使团出使欧美，以求知己知彼，就这样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

1867年11月27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訢正式奏请清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另请英国人柏卓安和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充当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余人。1868年2月，使团从上海虹口港出发；6月，首先抵达华盛顿；9月抵达伦敦；1869年1月抵达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蒲安臣因劳累过度骤然去世；10月，使团返回中国。

【缘起】面子本位制度下的外交奇景

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因为中国皇帝决定派遣蒲安臣作为钦差大使出访世界各国而倍感震惊。因为即便是蒲安臣本人，在任命发布之前，也没有得到清廷准备任命他的明确的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背后促成此事的主要推手是总税务司的赫德，12月14日，报纸报道：

“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发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

赫德在自己的日记里证实了这一点：“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J.MeL.Brown）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赫德极力敦促总理衙门将此事付诸实施的动机相当明确：中国应该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在国际上主动抛头露面；中国必须在西方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可以随时把中国政府的意见转达给西方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由北京的西方国家的使节代为转达。

尽管结论一致，清廷考虑此事的出发点却与赫德迥然不同。天朝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应该互派使节，然而，多年来，派遣常驻使节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单方面在行动，清廷始终没有动静。理由，一是清廷自觉这方面的人才比较缺乏；更重要的则是，清廷对“中外礼节不同”这一问题长期沿袭了鸵鸟政策，采取逃避的态度——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

另一方面，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按照惯例觐见中国政府的最高领袖，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软抵制——“华夷外交观”下的觐见仪式，需要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但在“条约外交观”下，各国平等，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说梦。清廷既明白这一点，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上国荣耀的“华夷外交观”，就只能采取逃避措施，一拖再拖，以皇帝年幼为由，始终对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事不做安排。

在“修约年”即将到来之际，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团。使团势在必行，面子同样也不能丢：如果使团在出使西方时“入乡随俗”采用了西方的礼仪，那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清廷为了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已经在谈判桌上为之奋斗了10年，岂可功亏一篑！

那么，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正如总理衙门的奏折里所说：“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尽管如此，清廷还是放心不下，又为使团拟定了八条训令。其中就“礼仪问题”专门指示：可以“概免”行礼的情况，尽可能免掉，待将来谈判好了再说；必须按照西方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一定要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以不举行的一概不举行。

这些训令没有能够约束住蒲安臣。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则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礼而行。此后，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志刚在日记里写道“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后，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继续使用西方外交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递交国书。

【还原】蒲安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就

在《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一书中，对蒲安臣及使团的性质作如此描述：

“由于蒲安臣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于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出使各国。……这样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

这种叙述是某种特殊、扭曲的历史观下的产物，沿袭了古老中国的“诛心”传统。

访美：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

使团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国美国。在旧金山，蒲安臣发挥了他演说家的特长，向听众们宣称：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不远了，这个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继续鼓舞道：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他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并且激励美国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上述言论，无疑代表着蒲安臣对此次出使成果的个人期望。但他同样没有忘记清廷所交付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蒲安臣条约》是使团在美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并要求美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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