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斯大林的？

 

这一山当然是指社会主义这座大山，而二虎则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为剽悍迅猛的角色：毛泽东与斯大林。他们是虎，因而不可能在社会主义这座大山中和平共处皆大欢喜，而是在其中贯穿了彼此的猜忌争斗——所谓一山容不下二虎是也；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毕竟他们是在社会主义这座大山中的共生物，同时又都是“虎”，所以，二人亦不乏惺惺相惜息息相通之处。要之，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个性特征构成了毛泽东与斯大林又斗争又联合、既互相佩服，又彼此藐视的奇特关系。

 

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许多共性，这种共性导致他在理论与行动上都跟斯大林有亦步亦趋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毛氏对斯大林斗争哲学的全面继承。井冈山时期肃AB团，延安时期的整风，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等，毛泽东这方面的“错误”已是众所周知，中共党内也有共识并形成了有关历史决议。这些做法人们也都知道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哪个人有意或一心要学它们（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学，陈独秀、毛泽东也学，大家都学），这是历史造成的，是共产国际的机制造成的。只是毛泽东学得这样独到，学得这样走火入魔却是少见。在1937年10月毛泽东的一次会议报告中，就开始将中共党内的所谓“托匪”与汉奸、敌特并称，大肆渲染什么“托匪的作用”、“托匪的危险性”，并号召“坚决消灭托匪”。这让我们很容易想起斯大林在20年代也曾告诫过他的同事们党内斗争不要采用“放血”或“割除”的这种有“传染性”的方法，可是到30年代后期完全控制权力后正是他自己把所谓反对派从肉体上消灭和赶尽杀绝；而毛泽东后来鼓动群众和红卫兵、造反派进行的“乱斗”，比起他早年的对手们又何止是小巫见大巫？对付知识分子和“走资派”，毛泽东可堪称“思想改造”的大师，无论是昔日拿起枪杆与毛并肩作战的战友，还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捍卫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学界泰斗，绝大多数都被整得唯唯诺诺、五体投地，迫害致死时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即使“骨头最硬的”鲁迅再世，也会是毛说的：要么进监狱，要么闭上嘴巴。据有的海外学者研究，斯大林也搞过“文化革命”，而“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就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

 

其次，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全面继承。在毛泽东的内心世界，说他始终一贯对斯大林本人很佩服很崇拜这恐怕不是实际也很难说得通，但至少在斯大林生前或其问题被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出来之前，有时还是比较崇敬的。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发言时就曾称“斯大林是我们的先生”。而过去将“马恩列斯”并提，首先形成“习惯”的也很可能是毛泽东。二十大后毛对斯大林本人似乎已有些不恭，但对斯大林的国际或世界领袖地位还是比较崇拜或敬畏的。据毛自己后来说，他曾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有1939年12月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49年12月的《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和1953年3月悼念斯大林逝世的《最伟大的友谊》。他辩称后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写的，但延安那篇他自己说“比较有生气”，因为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6实际上从前述可以看出：那两篇也是毛这种敬畏领袖的一贯的和自然的产物，而不是勉强之作。所以即使斯大林的血腥镇压反对派和所谓肃反等问题，已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昭然若揭，且他自己也曾说过斯大林割脑袋像割韭菜，“错杀了许多人”，但仍将其错误和罪行视为细枝末节，力排众议，在许多国际国内公开场合大肆宣讲“三七开”，不厌其烦地强调“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8]而在内部讲话就更不用说了，不仅仅停留在肯定斯大林，同时还对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极尽讽刺和嘲笑，如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等等在延安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中，6个外国文件有5个是斯大林的著作；[50年代初，什么“一边倒”，什么“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3]自然也是毛泽东敲定的——这时就不再忌讳什么洋教条了；虽曾向斯大林提出外蒙回归但遭拒后也不再坚持，50年代初重大事情都请示斯大林；50年代中期仍禁绝党内和社会上对苏的不满言论，违者被打成右派，并且，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已经是众矢之的，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毛却要反潮流，硬是把个人崇拜分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肯定把包括对斯大林在内的革命领袖的崇拜是“正确的崇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无异于说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的对他的崇拜便是百分百的正确了。二十大后，毛虽然写过不少文章发表过不少演说，如《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批评过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一些做法。但不说毛没批评过的或批评很少的（如政治体制，计划经济等），就是毛自己批评过的乃至批评得较深刻的，他仍照做不误，如明知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是“竭泽而渔”，但却仍将学来的斯大林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体系做得更加“完美”；他曾大批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但众所周知，毛泽东晚年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却是日趋严重。当然，这种继承更表现在他在中国国内全面推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虽然，毛泽东与斯大林有很多共性，但毕竟他们都是不可一世的虎，因而二人冲突也很明显。毛泽东屡屡对斯大林过去扶持王明等留苏“洋务派”和轻慢自己感到委屈和耿耿于怀，

 

毛自己对南斯拉夫同志曾说：“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前一句话应该是实话，但后一句话是半真半假。很明显，毛在这里有点自称或直吹自己是英雄好汉，因为现在还没发现过毛当面跟斯大林吹胡子瞪眼睛吵过架的资料。但是，在被斯大林冷落，赐坐冷板凳后心里的一肚子气没法出，对其他人而不是对斯大林本人口出粗言的情况确实不是没有。如毛第一次访苏期间，当苏方代表柯瓦廖夫和中文翻译费德林来到毛泽东住处看望他时，他就曾大发脾气，“你们叫我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来这里是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这确实很明显地体现了毛泽东的一股怨气，而且也明显是指向斯大林的，但当面不敢发作。同时，这股怨气的形成也由来已久。毛泽东清除自己不认可的苏联和斯大林 “洋八股”在延安早期就开始了。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他就提出了要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3月，当着周恩来等人的面，讥讽共产国际领导人称张闻天为理论家，是只不过背了几麻袋洋教条回来罢了。同样是在毛那篇接见南斯拉夫同志的著名演说中，他总结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的“四次错误”，除了第三次是说斯大林支持了蒋介石而没支持中共，这里面没有多少毛的个人利害关系外，其他三次都与毛个人的尊卑沉浮密切相关，这从以后文革中毛派理论家们杜撰出来的几次“路线斗争”模式也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介绍斯大林的前两次“错误”时，毛明确地对南斯拉夫同志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就是斯大林路线”；说“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但毕竟还没直接联系到自己。而到介绍第四次“错误”时，就把自己直接放进去了，埋怨斯大林把他当“半个铁托或准铁托”。所以1949年12月他会见斯大林的第一句话，就是那句被很多人引用的“名言”：“我是长期受打击和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可见毛是觉得自己很委屈的。并且，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铁托，无疑也是他决策和积极出兵朝鲜的主观原因之一，因为也是毛泽东自我认定到抗美援朝斯大林才摘去了他“半个铁托”的帽子；[6]后来他甚至还请斯大林派一位理论家（就是后来的驻华大使尤金）来帮助他编辑自己的选集，以免他的著作出错或有违斯大林主义，进一步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当然也不免含有讨好和取悦斯大林的意思。　

 

总之，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并无多少个人好感，但在其心目中却是一种象征，是自己事业、权力和形象的影子。这一因素加入到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中，就使他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留恋、尊重和依附占主导，而怨恨、鄙视和割舍居其次。这种心理情感体现到政治上，就是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对华政策在言论上有过尖锐的批评，但还是以“三七开”给以总体肯定。这样又导致他领导下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延袭斯大林的旧体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造，有的方面还比“老大哥”做得更厉害更极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归纳为四点：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二、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全都交给美国，给蒋介石”。四、“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为什么毛泽东对斯大林不满而最后却对其“三七开”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