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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相传观：禅让制是国家、文化失败的根源
中国历史的源头处三皇五帝那里，有很多尚未解开的秘密。所以，粉饰太平的孔孟儒学为后人编造了无数谎言，例如充满血腥色彩的“禅让制”就被鼓吹为一种统治者的至上美德。实际上，揭开谜底并不难。除了爬疏文献之外，解读历史最重要的方法是观察当代现实。老子说过“执今之道……以知古始”，以中国的当下作为参照系，“禅让制”的真实面目就不难揣测到了。
我认为，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禅让制”与“世袭制”，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则是共生共存的，它们处于一个框架之内，共同服务于“家天下”的政治模式。因此，“禅让制”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特质以及中国人的心灵成长状况、道德认知能力等等，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国之所以几千年停滞不前、开不出民主，中国人之所以几千年精神昏厥、如同“类人孩”，中华民族之所以道德不断堕落、毫无自由创造，皆与“禅让制”关系紧密。
“禅让制”直接关系到古代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同时，直接说明了中国的国家本质。因为“禅让制”决定了统治权力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转让的结构性特征。由于“禅让制”的持续存在，让我们看清了中国政治在本质上是古今一体的。所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古今差异，而在于中西差异。中西之道都是“一以贯之”的，不过，前者一以贯之的是人治、专制，后者一以贯之的是法治、民主；前者是一人一家之治，后者是众人一国之治。
《三字经》将“家天下”的起点定位于“禹传启”，是错误的说法，中国从传说时代的一开始就是专制形态的。认为古代中国曾经存在“氏族会议”这样的原始民主或者“共产制”，同样是中国历史最大的谎言之一。中国人以“炎黄子孙”自傲，然而，三皇五帝都是专制头儿，从《史记》所记载的黄帝时期开始，就严格地实行着世袭制。
黄帝有二十五个孩子，正妃嫘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玄嚣和次子昌意。“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虞舜者，名重华。……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舜是黄帝的八世孙。《史记•夏本纪》载：“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这些说明五帝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们之间帝位传来传去，虽然是以“贤”来判断的，还没有形成后世的嫡长子继位，但仍然是一种世袭制。正是在这种世袭制的亲情环境中，所谓“禅让制”出现了。帝喾死后，长子帝挚继位，在位九年，因为政绩微弱，其同父异母的弟弟尧继位，名义上是帝挚“禅让”帝尧，实际上是帝尧放逐了帝挚，以致后者有了“放勋”这个名字。
尧夺得帝位之后，同样要物色接班人，其范围由尧一手敲定：“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为了保住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一场只能由皇亲国戚来担当候选人的“差额选举”秀。《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是：“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尧“禅让”舜的方式，就是今天提拔任用领导干部的“程序”：“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讨论”→“任前公示”等。《史记》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於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显然，这是自己人考察自己人，走走过场而已。不过，掌控最高权力之前的斗争往往是异常酷烈的，所以需要谨小慎微地走好权力交接过程中的每一步，不能有任何差池。《史记》记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尧“禅让”舜的故事，看起来还是有些美丽动人的。不过，更多的史料并不支持《史记》的记载。首先是魏晋时的考古资料《竹书纪年》的发现，这是一部战国时魏国的史书，与孔子篡改后的鲁国史书《春秋》不同，《竹书纪年》详尽地排比了上古史事。关于尧、舜之间的故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与平阳，取之帝位。”又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其次是法家对于“禅让”的反对。《韩非子·说疑》云：“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五蠹》又曰：“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lěi）锸（chā）以为民先……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故）传天下而不足多（贤）也。”《忠孝》又有曰：“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最后，尧究竟有没有把帝位传给丹朱，“丹朱之不肖”是否属实也成问题。《山海经•海内北经》称大禹治水时，曾经建造多座四方台型金字塔建筑物，“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山海经•海内南经》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可见丹朱还是有一定威望，地位也相当高。
不过，在《史记》所记载的尧“禅让”舜的故事中，多少还有一点“民主”的意味，而舜帝之后，这一点点“民主”也被抹杀了，连舜自己也认为“践天子位”的根据是“天也”，于是，“禅让制”直接蜕变成了自我加冕或者“任命制”。《五帝本纪》曰：“舜子商均亦不屑，舜乃豫荐禹于天”。而在禹帝之后，直接让自己的儿子启继承帝位，“家天下”于是从此名正言顺了。也就是说，就算《史记》的记载属实，“禅让制”也不能很好地解释统治权力究竟是如何形成和转让的。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说不清楚也不能说清楚的问题。所以，粉饰太平的孔孟儒家不得不求助于老天爷，到“天”那里寻找合法性的依据，并因此而不惜篡改史实，
《孟子·万章上·9·5》云：“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认为，尧舜禹得天下是“天意”（即“天视”、“天听”），那么什么是“天意”呢？孟子认为“天意”就是“民意”。这是一种循环论证的悖论，等于扯淡。所以，《孟子·万章上·9·6》继续扯淡道：“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究竟说了什么，“天知道”？其实是“鬼知道”！其实，关于“禅让制”与“世袭制”在目的上的一致性，还是他的老师孔子说得明明白白：“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
通过对“禅让制”的简要历史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种非民主的政治制度。通过对“禅让制”的简要历史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种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它是权力的自我复制、近亲繁殖以及体内循环。因此，它必然是封闭的、自私的、永续的。这直接违抗了权力应有的开放性、公共性和时间性。因而“禅让制”只能产生一个腐朽而低效的社会，并且，社会个体在权力面前必将形成人格依附，而失去活力。这样的国家必然危机四伏。遗憾的是，今天它仍然阴魂不散地活在中国。
“禅让制”这种制度毫无前途，只能导致国家衰弱、文化失败、道德沦丧、人心溃烂。中国仍然是一个腐朽而停滞的老大帝国，正如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写的那样：“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
在“禅让制”下，官僚政治成为理所当然。官僚政治是人类最低级、最恶劣的政治制度。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教授曾在塞利格曼教授主编的《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就官僚政治作过这样的准确概括：“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而随意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在日常行为中表现为：把应尽的行政职责全然当做例行公事处理，在这样职责面前他们没有工作的原动力，遇事拖拉、犹豫不决、敷衍应对、不重实验、事非到非处理不可而绝不处理。而在日常事物的处理中，又经常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将本应该属于社会公共资源的政治权力、文化影响力、社会经济资源，甚至知识的拥有，都朝有利于自己地位巩固的方向揽进。久而久之，这类人也就会变成世袭阶级了。”
“禅让制”通过人治的“举贤任能”而扼杀真正的贤能，导致一个人性败坏、精神昏厥、文化溃烂的社会。比鲁迅“一部24史写满了吃人二字”更早的说法是，《庄子·杂篇·庚桑楚》云：“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举贤则民相轧，任智则民相盗……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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