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的反“乡愿”看一些传统道德的虚伪性

 

    在儒家经典文献《论语》中，“乡愿”是孔子重点反对的对象。那么什么是“乡愿”？通俗地说就是做好好先生，不敢为正义得罪人的伪君子，这种人没有自己的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在《论语．阳货》中记有孔子的警告：“乡愿，德之贼也。”其用语是非常坚定的。乡愿照说在中国应该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当这种一厢情愿的反“乡愿”与中国法家专制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了虚伪的一种说辞而已。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没有追求真理的动力，没有确定的是非的标准，而所谓正义，也不过是徇人情，枉私法而已。所以，孔子虽然口口声声反乡愿，但是实际上却对乡愿功夫做得最好的颜回赞不绝口，而且他自己就是乡愿的最好典型。

 

    中国所有的有关道德的学问，都是不能称之为学的。因为，这里不需要运用智力、理性、推理，特别是拒绝创造，只要求一种记忆力和背诵功夫就足以掌握。黎鸣先生称之为太监之学，是完全有道理的。在这里唯一的思想就是“道德人伦”的说教。而后来的历史又演变成了所有的道德之学都化成了政治资本。而政治资本所要达到的也无非是像曾国蕃那样“立德、立功、立言”。除了捞取一世功名外，也不外获得一些有生之年的物质和世俗的权势之类的好处。这一点，我早在四年前写的《道德虚伪的社会根源》里已经写过了。也就是中国社会是靠出卖道德美名而博取官位。道德美名是为善的，而博取的官位又往往是为恶的。用吴思先生的话说，就是博取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道德美名是显性规则，博取官位是隐性规则，或者叫潜规则。

 

    谭嗣同在其《仁学．二十九》中说过一段很是耐人深思的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这段话，简直就是千年绝唱，值得今天反复揣摩、咀嚼。一下子就点破了中国文化中的“儒、法、道”巧妙合作，互为利用，互为表里的奥秘。由于儒家学说在本质上就是讲究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是为维护这种秩序而产生的，一切的价值都不过是为了权势的利益。即便有时重视民，也不过是为了维护这种上下尊卑的秩序的需要而已。所以，为最尊者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也就在所难免。千年以来的“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就是这种制度与文化的必然产物。所以，一方面，孔、孟都口头上极力反对“乡愿”，即便其本人在世之时视乡愿为天敌，但他们一世徨徨，奔走周旋于权贵之间，为的也还是谋个一官半职，以求显赫的权位。这就更不用说后世的儒家学子了。孔子一生虽然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实真正畏的只是“大人”，“天命”算什么？只不过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人们所感观到一种自然现象而已。所以，在儒家的经典文献里没有看到过孔子真正畏过“天命”。但孔子畏“大人”的记录却非常丰富翔实。“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躇如也，与与如也。”这里生动地描述了孔子完全根据对方的身份来显示自己的说话姿态。与上级与下级的说话的姿态与口气几乎判若俩人。与下级的说话姿态与口气是“侃侃如也”，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但是在上司面前却很不相同，是“訚訚如也”，一副唯唯喏喏，毕恭毕敬，十分谦卑的样子。而在君主面前，就更要命，连大气都不敢出了，恨不得入地三尺。只有“踧躇如也，与与如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能够真正做到反乡愿，简直是笑话。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个大乡愿的形象。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应该是顶天立地的，心中有一种真正的正义正气所在，不可能因为人的不同而产生这样大的变化。特别是孔子在去见君主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实在是吓人：“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中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读着，一个活脱脱的太监奴才的样子就出现在面前了。在这里毫无人的生命气息与人格尊严。靠这样的行为举止去反乡愿，这本身就是滑稽可笑的。

 

    孔子一辈子讲仁爱，讲礼信，畏这畏那，其目的无非有二：一是求官，二是求富。求官是首选，退而求其次是求富。这本来作为一个人追求的理想，也无可厚非，如果能够遵循公开透明的规则，靠自己的努力与智慧，取之于正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像孔子这样为求官、求富而几乎达到哀求的地步，却很是令人惊诧。为求官，他是这样发表求官宣言书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果这种态度是在选民面前还是很可贵的，可惜却是在上司那里，特别是在君主面前。这与现在还在流行的公开的要官、跑官又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这样，做官的幸运也没有降落到孔子的头上。此时的孔子才想起了要赚一点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未尝不可以。但孔子取财的方法首选是靠自己发明的“仁、义、礼、智、信”之类的漂亮话去博取的。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一切都是为取悦于君主与上司，无论好礼、好义、好信，皆不过是为了帮助君主统治百姓掠夺百姓而已。一旦有违统治者的秩序，那么哪管民众的死活，连民以之为天的“食”都可以毫不留情地给予去掉。并且振振有辞地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就为后来的理学杀人，大开了方便之门。才有了后来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狠斗私字一闪念”等这样的冠冕堂皇的奇谈怪论大行其道。这为中国道德的虚伪性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