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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历史观对比：承认罪过才能真正改正罪过
“敌人”的历史观
1952年，“国民革命军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在路面拓宽工程中被拆除，至今未能复建——理由是：102师师长是一个被镇压的“敌人”。
“纪念塔”是贵阳市内一个老地名，现在不但还在使用，而且是几条大道交叉的繁华之地。但是，有点奇怪的是，今天的贵阳人，来往此地一千遍，都没有看见半点“纪念塔”的影子，也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名的来历，竟然从来没有想到要打听打听：塔在哪儿？纪念谁？
现在为数不多的80岁以上的“老贵阳”却都知道，这个地名的诞生，是同中华民族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连在一起的——这个路口，确实曾经耸立着一座纪念塔，一座应该永远屹立的纪念塔！
那就是“国民革命军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贵州的黔军第二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02师”，立即参加了“8·13淞沪会战”，后又参加惨烈的“徐州会战”、“南昌会战”以及三次“长沙会战”，前后战死沙场的官兵，竟达两万之众！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追抚表彰的烈士，就有团长陈蕴瑜、营长曹文杰、兵站长柏宪章等人。
1941年，在第二次长沙会战胜利后，师长柏辉章在湘北湘阴，为历次战役阵亡官兵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贵阳各界人士和阵亡将士亲属为了告慰烈士英灵，纷纷要求在省会贵阳建立一座纪念塔。经102师报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批准，一座刻有102师作战事迹和烈士姓名的“纪念塔”，1941年底在贵阳市大南门外新华路尽头动工兴建，1942年4月落成。
1952年，这座怀念贵州抗战烈士的纪念塔，在路面拓宽工程中被拆除，至今没有复建——尽管每一个贵阳人都熟悉了这个地名！
最近，我回到家乡贵阳，向一些人问起：既然全国各地都已复建不少旧时代的建筑，其中许多远没有贵阳纪念塔般的真正历史价值；既然全国有不少出版物，从历史书到电视剧，已经开始恢复被掩盖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抗日真相，为什么贵阳市不能复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塔”呢？我得到的回答是：102师师长是一个被共产党镇压的敌人、一个“反共分子”，所以，政府不能复建这座纪念塔！
我不禁愕然：“敌人”？一个人？那么，二万人呢？党派？那么，民族呢？政府？那么，历史呢？这里有连串的混乱，巨大的混乱！我不禁想起，前几天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对我说：国人的历史观，需要彻底反思！
在此，我且说几件这几年的国外见闻，看看能否引起一点反思：
其一，2003年，我在芬兰开会时，曾参观首都赫尔辛基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那广场被当地百姓戏称为“福音对律法、智慧对愚蠢”，因为它的四边分别是大教堂、大法院、赫尔辛基大学、芬兰政府大厦，可见它的地位，堪比天安门广场在中国的地位。广场上只有一座十分显眼的铜像：高高的基座上，站着一位威风凛凛的统帅。我趋前拼读基座上的铭文，发现是那位强占了大片中国领土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遂忍不住问芬兰主人：你们为什么要保留你们的敌人的塑像呢？沙皇不是征服又统治了你们的祖国吗？
令我惊愕的是主人的惊愕——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敌人”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不该抹煞的！
芬兰人“不爱国”吗？非也！你去看看他们引为自豪的西贝柳斯（我也去看了他那不在市中心的塑像，真是令人难忘），你去听听他的《芬兰颂》（其中的爱国激情之感人，令我明知家里有那张CD，还要在芬兰买一张）！
赫尔辛基市内还有一座塑像，同样对中国人富有教益：在游人如织的中央公园大门口，耸立着一位文人的铜像。我问是谁，答曰一位瑞典诗人。我问为何不立芬兰诗人的像，答曰这位是最好的诗人——因为在瑞典统治芬兰的时代，文学语言不是芬兰语，而是瑞典语，那么，写得最好的，当然是瑞典人了！
其二，去年，我和妻子到德国汉堡开会。那座城市在“二战”时被英国空军炸得很惨，主人带我们去参观著名的大教堂废墟。废墟的地下室陈列着一些照片，显示出英军轰炸后汉堡的废墟和市民的凄惨。然而，就在同一个展室中，还陈列着另一些图片，显示的是德国空军轰炸后英国城市考文垂的废墟和市民的凄惨！最令人感动的是：大教堂门口用两根巨大的铁钉拼成了一个十字架，一根铁钉取自汉堡的大教堂废墟，另一根取自考文垂的大教堂废墟，下边的铭文不是要人们记住敌人的罪恶、自己的仇恨，而是这样写着：“求上帝饶恕我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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