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还原义和团的真实面目：是邪教还是反帝运动？

 

 

　　在义和团运动11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专程赶赴山东济南，就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等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采访了义和团运动研究资深专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义和团运动110周年之际，我们发现社会上批评义和团运动的人似乎越来越多，您作为资深的义和团研究专家，怎样评价这场运动？对义和团为反帝爱国运动，您还完全赞同吗？

　　

　　路遥：对义和团的批评，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日起，就已甚嚣尘上。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敌对立场之歪曲宣传，二是义和团本身之浓厚神秘性，人们对其组织与活动感到扑朔迷离，难于捉摸。现在年轻人距义和团运动的时代与社会越来越远，又由于我国现代化在当代的急剧发展，对原所留下的关于义和团负面记载有更多关注，亦为势之所必然。中国近百年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次重要的反帝爱国斗争事件，这一观点至今仍为我国史学界所认同。当然也有一些海外学者表示过质疑，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2000年在山东大学召开义和团国际研讨会之际，日本爱知大学马场毅教授曾以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创办的《中国21（世纪）》名义特邀美国的柯文、周锡瑞（未出席中国会议）、日本的佐藤公彦和中国的我，以义和团“爱国与排外”为题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座谈讨论。柯文直截了当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表示异议。他承认帝国主义于中国是存在的，但义和团本身并没有“帝国主义”的概念，又谈何反帝爱国运动？而佐藤公彦则举了不少实例，说明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表现为对天主教在山东、直隶传教的支持，将民教矛盾扩展成为外交问题。他认为如无帝国主义干预和压力，也许义和团运动就兴不起来；不过他在义和团爱国性质上有所质疑，以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国民国家”为例说明义和团不具有国民国家概念，又怎么能谈上“爱国”性质。而我，当然是认定义和团既反帝又爱国。对帝国主义势力之压迫，我更多举天主教在山东、直隶传教为例，将民教矛盾上升为外交问题，进而实行干预破坏中国司法主权。至于爱国应有传统与新兴的两种爱国观并存，中国不同于日本，它早在秦汉时代就已把“皇权”与“政权”结合在一起，而有了“国家”概念。义和团所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它对待清朝不是以臣民身份出现；“扶清”，对于“清”是“既能扶之，则又能倾之”，但亦隐示有清朝代表国家之象征。“扶清”又与“灭洋”连在一起，这就比已往有所提高。“灭洋”已不限于过去之“毁教”或“灭夷”。其实“爱国”与“帝国主义”之词汇在当时报刊上也已出现。如“爱国”，在1897年的上海报刊上就已有“爱国说”；而“帝国主义”之译词也已于1901年《清议报》上出现。这些信息很快就传播于各地。康有为的“保国”，岂不是也把他所要保的国与光绪帝朝廷连在一起？这里我还得插上一个笑话，即上述2000年的座谈讨论会，因系临时召集，大家都没准备书面稿，全系口述，后来日本爱知大学据录音整理刊在日文《中国21（世纪）》第13卷上。由于我的福建口音太浓，日方整理我的发言稿时将“扶清”讹音为“父亲”，这样就把我口述的“他们扶的‘清’亦有代表国家”之意讹为“他们的父亲就是国家”。在有影响的日本刊物上出现如此错误，实属罕见，幸亏有佐藤公彦教授帮忙列一细表指出有20处之错讹，最后还只是极不显明地刊在《中国21（世纪）》第17卷212页上，才稳定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情。上述对义和团“排外”、“爱国”和“反帝”的不同看法，至今仍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不妨重述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有人说义和团是邪教，您作为义和团研究会的顾问，怎么看？

 

　　路遥：在我国，“邪教”一词更多的是就政治而言。义和团为“邪教”之说，是从义和拳诞生之日起就被清封建统治政权不断宣传的。1899年直隶吴桥县令劳乃宣就写成《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传播于官僚界中，他指出义和拳是白莲教之支派，“其为邪教，形迹显然”。其实义和团运动自始至终都是民间组织占主导地位，先是梅花拳、大刀会以及红拳、神拳等，它们都属于拳会，其初均为“保卫身家”以剿捕土匪为主。梅花拳是具有传承体系的组织，现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刀会、拳会虽与民间教门有所联系，但均系松散的习武组织。义和团运动发展至高潮阶段后，才出现有属于八卦教系统之乾、坎字团等组织，有清一代封建统治均以“邪教”目之。对于这些教门、拳会组织应如何看待，不是几句话就可解释清楚的，我想在这里引用1910年资产阶级革命党光复会首领之一陶成章所写《教会源流考》一文可作参考。他指出在晚清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可分为三大地区：黄河以北是白莲之教盛行，长江以南是洪门之会普遍，唯长江以北之地接近黄河流域兼有南北风气，乃“教与会因并著”。革命党人是从如何运用民间社会组织力量以反清之视角来谈这个问题，陶成章指出“现今之革命党，交接洪门者多，而交接教徒者少，虽然教门、洪家再合之期，必不远矣”。但在教门盛行的北方缺乏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所以义和团虽竖起“扶清灭洋”旗帜，把矛头指向外来侵略者，而最后仍不免遭到中外分别镇压的结局。明清两代称教门为“邪教”，是基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需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曾又一度以其为“农民起义”而高度赞扬之。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前者不正确，后者有拔高的偏向。“邪教”是一动态的政治词语，清廷封建统治目之为“邪教”，当教门、拳会将斗争锋芒转向“灭洋”时又称之为“义民”；而西方侵略者则一概斥之为“拳匪”，都是基于不同政治立场需求所导致。在嘉庆年间，曾接连爆发五省白莲教起义和直豫鲁天理教起义，事后最高统治者有所省悟而在对策上采取了“教”、“会”之与“匪”有所区别的规定。后来两江总督曾国藩，继之是刘坤一以及义和团运动初发时期的清廷，对教门、拳会之对策均示以“不论其教不教、会不会，只问其为匪与否”，但实际推行时却又悖离了这一政策。你问我如何看待所谓“邪教”问题，我认为应依据不同历史条件予以动态考察。义和团当然不是邪教，虽然它与清廷顽固派有过联合，曾受庄王府管辖；但义和团不是以臣民态度出现，义和团说：“王所遵者皇上，吾所遵者玉皇”，充满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义和团所以会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正是由于民族危机占主导地位所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当前的义和团研究有哪些不足？

 

　　路遥：2004年台湾和香港两地都分别举行了“义和团与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的会上，台湾教区主教团总主教批评我主编多达100多万字义和团调查资料的书，为什么不到传教士和教民中去调查？我对义和团的调查开始于1960年，那时国内不存在有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我们对教民的调查还是认真笔录的，但我很不满意，因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当时农村入教者多系贫苦农民阶层，问他们为什么要入教，众口一词地回答：“你问我为什么入教？一句话就是为了铜钱两吊。”再问其他，则无答复。这样的答问，我觉得没有必要条条刊载出来。但主教的批评也进一步提醒了我，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亦应移向对入华教会的详细考察。我想这应该算是义和团研究中急待补救的一个严重不足之处。我们缺少教会内部记录材料，这方面的文献都藏于所在国。2000年10月1日梵蒂冈教廷在罗马举行了一次千年封圣盛典，其矛头亦指向义和团，我觉得这是义和团研究中的大事，将是今后重点探讨的另一重要问题。

　　

　　另一不足是，我国近代史学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曾集中力量开展义和团运动初期阶段的研究。从1960年山东大学发动义和团田野调查起至1978年美国周锡瑞教授访问山大研究义和团之际，大家多集中在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探索。第一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研究员，曾向山东大学历史系老师们提出要打一场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的攻坚战，美国周锡瑞教授来山大访问后也提出类似建议。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探索，当然不限于其组织源流、思想口号，还有其爆发时空与国内外诸关系，内容极为复杂，历届讨论会都少不了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近几年来，国内外出版了好几本有分量的义和团研究专著，在此不一一列举。我要指出的是有一本由相蓝欣著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曾呼吁研究者要把义和团研究的重点移向“义和团战争”阶段，该书也为此作出显著的成绩。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我回顾一下近10年海外曾举行过好几次义和团国际研讨会：如2001年6月我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的“义和团、中国与世界”，2004年6月台湾与香港分别举行了“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教”以及2009年7月德国举办的“义和团战争及其传媒”等4次国际研讨会。我认为其所定的主题都是今后急需探索的，有待中国学者共同努力。

　　

　　再一个不足就是如何运用历史社会学或称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以对义和团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义和团运动在其全过程中，出现了十分复杂的民间社会组织，有派别的政治群体彼此相互交错，南北政权走向极为不同，再加上许多侵华的国家与入华的各天主教修会头绪繁多。许多个案都没有理清，是是非非，有的则“说不清、理还乱”，以往的研究都把它简单化了。义和团运动从其形态表现看应是多元的，如何分析这极为复杂的现象，我认为运用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会有助于理清许多疑难问题。

　　

　　此外，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即研究者对外国语言的掌握太欠缺了。即使能掌握一两门，也很难对这场战争作出全面分析。相蓝欣在其所著书中很有感慨地指出，他以为自己已有多门语言能力，但亦感到仅凭个人力量仍是无法完成《义和团全史》的撰述。因为许多国家都卷入这一事件，这是任何一次重要历史事件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