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走向独裁前夜：袁世凯对共和制的尝试与反动 >> 阅读
走向独裁前夜：袁世凯对共和制的尝试与反动
独裁的路向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先生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将孙中山评价的“现状”与“将来”，换成“旧”与“新”来定位两个政治人物，亦无不恰。
清既亡，作为替代者的中华民国及其总统袁世凯，面临什么局面，又将如何作为？
无论对袁世凯还是孙中山，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而且，在签约之前，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但俄国抗议，坚持分润，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而四国银行，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结果谈定之后，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政府，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号召国民党全党“力行设法反对”，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阻止借款签字。黄兴还联合国民党势力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向议会通电抗争。
这是中国政治传统里经典“名实”结构错位。向列强借款，意味着丧权辱国，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确，这是“名”。而“实”呢？即使孙中山为着临时政府的运作，在袁世凯政府之前，亦谋求更大幅度主权让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还是否与袁世凯议和也是疑问。当时反对政府举债的独立、光复省份，自己的运作同样循借外债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权矿权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浔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而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则以划拨使用若干份额给中央为条件，批准了他们的举借外债。这项借款亦未获成功。
如此这般仿佛死结的“名实”之争，当然是虚伪的政争，但它给袁世凯、孙中山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以使他们检讨并重新规划各自未来政治路向呢？
在南京临时政府难以自存，必须向袁世凯交权之际，为着约束袁未来的权力膨胀，迅速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即临时宪法。南京临时政府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临时约法》则规定，中央政府为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能够约束袁世凯吗？
袁世凯选择的政府总理，是在朝鲜时即与他订交的唐绍仪。但是，不出3个月，唐挂印而去。为什么？当时直隶都督空出位置，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王芝祥，唐绍仪签请袁世凯委任，袁也同意。但后来袁改了主意，未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径直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如此执意而为，责任内阁制约总统袁世凯，岂有可能？再以袁世凯向四国银行求款而论，当时的财政总长熊希龄，几乎事事请示袁世凯，责任内阁根本没有话语权……以资历、提携与人脉而构成的中国传统官场，“旧”袁世凯选择的内阁部长，几乎都是他的属下，如此安排下，用一套责任内阁制度来制约，也是想当然。即使如唐绍仪那样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总理，制度给予他的权力与实际他能够拥有的权力，相差何止千里。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时日，何况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设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败，此为一例。但是，这种设计，特别是互动而形成的结果——不信任而欲以制度制约，其结果可以想象袁会犯规，果真袁就犯规。袁世凯如此，究竟是行为惯性，还是有意弄权，其实也很难讨论了。共和制度安排，这个时刻，阻碍立现。
无论曾经的臣属袁世凯，还是“反对党”孙中山，即使如孙那样只是临时政府的总统，当权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做臣属或“反对党”断然有别，比如向列强举债以求政府运转，以及借款在意料之中必定面临的反弹种种。反对是容易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所以，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在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下进入现代化轨道，当国者如何集中权力以筹措并积累资源，是远比政制来得更急迫的挑战。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商谈国是之后，民国元年八月，双方达成的“八点共识”，即《协定内政大纲八条》。针对中央政府的资源筹措，其中第六条即称：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中央集权，这算得上双方共识之一。
只是，共识过于脆弱短暂。前有控制权力的责任内阁设计，后有善后借款的大争吵……其间所含意图，治世之能臣袁世凯岂有不明之理。经过一年运转，共和是否适应当年中国，是袁的疑问，也是当年众人的疑问。本来，中央集权与个人独裁之间就界线模糊，至少从结果上看，袁根本没有在乎所谓界线问题，他的权谋能力很迅速让他以再造制度的方式破坏制度——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特享有终身职务，而且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
这时距武昌起义，刚过3年。共和，早被袁弃。
之前，由于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决定“二次革命”，起义讨袁。此次战端但开，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说：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以全盘失败告终。
帝制
由终身大总统而往皇帝，半步距离。袁世凯终于跨过这半步。
后世读史者虽能拉开距离，建立更具格局的坐标，但却未必比袁世凯的同时代人更有切肤之感与深刻认知。评论袁世凯的，少有超过当年著名记者黄远庸的。
黄论袁世凯之长：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
而袁世凯其短：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袁世凯后来的作为，只不过是将黄远庸所言再演绎一道而已。
新知识与道德不具备，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之梦，所不能看清楚的，正如梁启超在其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所言：吾又谓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者，则又何也？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可复续。
当了83天皇帝之后，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一如当年罢官，由京赴津时的仓皇。又过两个半月，袁世凯辞世。分享按钮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