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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之可畏：看看北洋那些军阀统治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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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
知识分子就一定清贫吗？这个问题在民国时期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民国时期，文化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大多数是比较宽裕的。据史实，在1920年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沈尹默、马寅初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圆。当时的1块银圆在上海可买7斤猪肉。
以梁启超、胡适和鲁迅三人为例，分析知识分子当时的经济收入：
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不仅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收入达5万多银圆。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10月他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圆（约合今人民币800元）。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决心退出政界，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胡适在1917年6月9日从纽约启程，搭乘海轮；7月10日，轮船到达上海，胡适立即专程回到安徽绩溪老家，探望久别的母亲，并小住一个月。开学之前，他北上来到首都，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这一年他实足26岁。胡适到北京大学文科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1万多元。而他住的北京大学教员宿舍是免费的，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每月还有200多银圆节余。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北大开学以后，他在9月30日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适之薪金已定每月260圆。……教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不久，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6银圆，每人仅出3圆。上课一个月后，立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而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银圆，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4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银圆。对鲁迅的研究到现在，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几十年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经济状况。《鲁迅全集》最后两大卷是《鲁迅日记》，研究者多半以为是写感想、写交往的。其实，700多页的《鲁迅日记》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从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 480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自由思考，得益于他殷实的收入。
书，在鲁迅看来，简直比吃饭更有价值。侍候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帮工王某回忆：有一次，母亲劝鲁迅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这24个年头中，鲁迅平均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共耗资1.3万多银元用来购置图书1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5000多银元（约今人民币2万多元）专门用来买书，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而且后10年所用书款，更多于前期。
鲁迅一生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纵观《鲁迅日记》24年的书账，详细记载了他平生购置并保藏的9600多册书籍和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1.65万件图书。
鲁迅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参考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大半出于他精心搜集的藏书。他还利用藏书和借书编辑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为了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鲁迅预先购置了大量参考书籍，甚至委托朋友们从欧洲、日本购买外文原版。即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并为一些珍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似水照缁衣”；鲁迅抱怨无处写这两句话的时候是1931年，此时国民党已经统一全国。在这前后直至其去世，鲁迅还是有地方写的。这一年，鲁迅以连续7篇文章汇入当时汹涌的民意，一举攻掉了当时的内阁总理段祺瑞。起因是为抗议八国通谍，李大钊等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死47人。这一天是3月18日，史称3.18惨案。惨案发生，政府为开脱责任辩称是学生先开枪。此说刚一出口，便即遭到当时如《京报》《语丝》等众多报刊的痛驳。不仅如此，各大报小报连篇累牍的跟踪揭露评论，使得真相浮出水面。而段祺瑞尽管事先不知情，事后却长跪不起，还终于难安其位，挂冠而去。平心而论，面对几十条人命，段祺瑞丢官去职完全应该。但段祺瑞在教科书上是被定义为军阀的，军阀也者，应该是厚颜无耻心狠手毒之辈。只是段军阀身为总理，曾数度执政，曾三造共和，曾位高权重一时无两。为何没有将那些诸如鲁迅之类的杂音河蟹掉呢？！
河蟹掉一小撮如鲁迅之类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从而稳定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是很有必要的。于公，可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于私，可以继续总理中国，不失权柄。然而，段祺瑞选择了下野，把自己河蟹掉了。对此，习惯于1949年之后思维的中国人实在有点不大明白。幸好，段祺瑞自己明白：“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
民国的大人物大都见过清朝大人物的样子，（或者如徐世昌等人本身在前清就官至宰相），规行矩步，往往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气度。清朝大人物们是封建官僚，当然有封建官僚的许多毛病。但也有一条好处，就是知道敬天地，畏舆论。同光年间翰林四谏望重当朝，笔锋扫处，军机府道，无不凛然。跋扈如慈禧，当年因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一案大发雌威，执意重处护军，从军机到刑部明知枉法而束手无策。最终靠陈宝琛、张之洞两道片纸回天，当时朝野振动，乃知言官不虚设，舆论之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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