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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中国要防止文革式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作者:李泽厚 刘绪源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08日 点击数: ( 字体: )

 
  刘绪源:现在有人把“文革”,把建国后十七年关门建设的状态,都视为“现代性”,这很奇怪。
 
  李泽厚:是啊,这种说法经常可以听到。当时的确是“反现代的现代化”,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以厉行平等的群众运动来反资本主义以实现现代化,这也曾受到从萨特到福柯等国外新老左派的一些赞扬,但最后走到了十年“文革”,彻底失败了。“文革”没有任何现代性可言,“三忠于”“四无限”,完全是封建的一套。
 
  所以,现在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当时,又不同于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路,是会对人类作出大贡献的。但这需要作非常艰苦的努力,其中,便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政治、军事充满偶然,经济有某种“必然”
 
  李泽厚:我提到研究命运是21世纪哲学的主题,因此应该走出语言,回到生活,回到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探讨人类以后的可能。
 
  上面已讲,我认为许多事都是偶然的,没有那么多必然,特别在政治、军事这些领域。军事上的偶然最清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全军覆没,所以孙子兵法讲“国之存亡”,一仗打不好整个国家就亡了。政治上很多大事,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只有经济上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就是我讲的“吃饭哲学”,因为人都要吃饭。这里的“吃饭”,并不单指填饱肚子,还包括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在衣食住行上不断改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要求,这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人要吃饭并不等于是经济决定一切。只是说从长期来看,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经济是带有决定性的;但并不是每时每地都由经济决定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根本不是这么讲的。有时候是政治决定的,有时候是宗教决定的,有时候是文化决定的,有些民族比如玛雅文明,它的灭亡有可能是宗教原因使它经济衰败而灭亡。
 
  经济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会有因政治、文化、宗教因素而倒退的可能,但总的从长远来看,特别从人类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在发展的,它的发展常常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基础。原始人住洞穴时平均寿命大概也就二十三四岁,中国人现在的平均寿命达到七十多岁,这就是进步。
 
  一些新潮学者连进步也否认。我认为人类物质文明一直在进步,而且主要靠科技即不断改进工具力量而进步。
 
  刘绪源:还有个问题,你曾说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为什么这样说呢?它的根据在哪里呢?
 
  李泽厚:我不是讲21世纪,我是泛指未来。
 
  因为教育是为特定的社会需要服务的,中国古代教育培养士大夫,学而优则仕;资本主义社会是培养大量专业人才,各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经济管理人才,等等,所以今天人文教育一直处在劣势。
 
  社会的确需要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但就人类总体的未来说,这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吗?
 
  我以为未来世纪的教育,是要真正发现和发挥每个人潜在的能力,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包括各自特长的片面发展在内,只要身心健康,片面发展正是一种全面。这种发展才是人生最大的愉快—— 教育要以此为目的。但这是很远的事情了。这需要基因研究的发展、心理学的发展、社会需要的发展,所以我说当人每周只需工作三天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突出而且比较容易解决了。
 
  现在我们的教育一塌糊涂。看起来,似乎人类发展得比较高端了,其实整体还是处在相当低端的阶段,还有各种战争、饥饿、疾病,这些问题还没解决呢,所以还早得很,根本不是这个世纪能达到的。
 
  所以我讲不要“理想社会”,但是要“社会理想”,人要为社会理想奋斗,这样人生才充满意义。
 
  要对自己讲过的话负责
 
  刘绪源:你前面说过,中国有一种天地人的三角关系,那为什么中国的专制主义特别长久,特别残暴呢?
 
  李泽厚:也不见得“特别残暴”。西方古代也是非常残暴的,罗马斗技场、中世纪大规模烧死巫女不残暴?直到近代以来,西方才走向文明。中国传统政治,士大夫可以和皇帝唱对台戏,可以上书,可以有清议、廷争,在皇帝面前,不同意见可以互相指责。戏曲里还有“打龙袍”哩。它们都有一些合理的、削弱、控制皇权的成分。
 
  所以钱穆大讲中国并不专制,当然他又讲得太过分了。
 
  刘绪源:我觉得,你和王元化先生,有一点非常像,就是说的话,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观点,几年以前说过,几年后要是再说一遍,一字不差!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惊奇,但仔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因为,你们都是经过非常认真的思考的,这都是你们认准了的观念。
 
  李泽厚:那也是因为,要对自己讲的话负责。
 
  我说过的话,我是负责任的。所以,我不大赞成一些人玩哲学,玩学问。我不是这种态度,金岳霖也说过他做学问是做符号体操的游戏,好玩。相比之下,我更赞成冯友兰,冯友兰有责任感,他说过,“为往圣继绝学”嘛。好玩,那是后现代哲学,“过把瘾就死”嘛。
 
  刘绪源:谢谢李先生,一口气谈了这么多问题。
 
  李泽厚:我这一生,生活简单单调,少有变化,历年填履历表只两行:1950-1954,北大读书;1955至今,哲学所。“社会关系”极其简单,更无何“事迹”可言,我又极少和人交往。真有如海涅说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人,人就是书,书也就是人。我和古今许多书斋学者一样,也就是看书和写文章,只做了这两件事,没做别的事。
 
  我接受了那么多采访,除《浮生论学》那次,就是没有人问我看书和写作中的问题,奇怪吧?这次你都问到了一些。我们谈得很愉快。也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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