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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文革”时代公德私德均遭扭曲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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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许纪霖：毛泽东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格，最重要的是革命理想，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毫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卷进去了。今天都是，且不说公德被扭曲了，私德也被破坏了。
文章要点：
>>许纪霖：这个时代是由媒体包装的，极端最具市场传播价值。极端的意见都是颠覆性的，但任何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而我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所以当某种极端声音出现后，我总会怀疑它是否超越了合理性。中道为什么好？就是不走极端。
>>许纪霖：好政府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相信政治要好的话，关键不在变革制度，而是要有好人进入政府。这套理念有问题。制度不变革，再多好人进政府也没用，也无所作为。第一步需要变革制度，而不是好人进政府。
>>许纪霖：它和理想主义构成了互补，这就是这代人的复杂性。这代人确实有很多缺点，比如说一些人今天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反思都是对别人的，很少是对自己的。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说要忏悔，而是自我辩解。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曾是红卫兵，总是觉得真理在握，使命感特强的缘故吧。
另外一个缺点是缺乏谦卑。时势造英雄，但我们往往强调英雄造时势，缺乏感恩时代、感恩命运的心态。启蒙运动最后之所以覆灭就是因为过于狂妄，认为人像上帝一样，理性全知全能。近代以后的人类悲剧一部分和这种狂妄有关。
>>许纪霖：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是与毛泽东时代有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代人就是一路战斗上来的。红卫兵无法无天，只相信一个神———毛主席，这个偶像破灭后，相信的就只是自己，1980年代又是一个个人解放的时代，最后就极度地自信。
时代留下的印记，就是让我们觉得可以改造一切，有强烈的使命感，很少有敬畏之心，包括缺乏对道德的敬畏。总觉得有比抽象的道德更高的一些目标，比如国家富强、个人解放。这些东西属于宏大叙事，在这代人里非常根深蒂固。虽然我们对“文革”有很多反思，但是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那个红色的宏大叙事，那种真理性的宣称依然存在下来，无非内容改变了而已。
毛泽东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格，最重要的是革命理想，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毫不在乎用什么手段。1949年以后，由于各种运动，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德。冯亦代做卧底，按照儒家的私德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你出卖的是个不一般的朋友。但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卷进去了。今天都是，且不说公德被扭曲了，私德也被破坏了。
>>许纪霖：鉴于毛泽东时代建构了一个过于强大的权力系统而消灭了社会，邓小平从1980年代开始有一个很好的改革思路，希望大量的社会事务让社会自己来承担，让它释放活力，而政府只承担它应该承担的功能，这是对的。
>>许纪霖：今天的中国，最大的乱源在人心。人们心中不存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和是非善恶的标准，这个社会怎么可能不乱？
以前是制造了一个虚假的集体主义社会，现在重生了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原子，互相之间没有情感，只有交易、利益。
现在的天下给人一种感觉，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最好的犬儒只是洁身自好。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是威权主义的温床，因为每个人都不相信别人，整个社会没有秩序，但是社会总需要秩序，大家就寄希望于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维持一套刚性的秩序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 （下面为访谈正文）
许纪霖：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
许纪霖刚出了一本学术文集，文集后记的标题是《许纪霖：矛盾体》。
按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这个世界上的知识人分两种：一种是刺猬（思想家），一种是狐狸（学者）。许纪霖愿意自己是一个披着狐狸皮的刺猬。翻译成王元化的话，他搞的是有学术的思想。因其在两方面都倾注热情，而这两方面又不易兼顾，其人内心之“矛盾”可知。
这一点，在2010年12月29日，许纪霖与我的谈话中显而易见。作为一个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他对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多一些点评，但他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只想说我自己”。
许纪霖说：“我是一个蝙蝠式的人物，蝙蝠的命运就在于哺乳界开会不欢迎它，说它是鸟类，鸟类开会说它是哺乳动物。199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对立的，两边可能都认为我不是他们的人。”他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他既同情地理解自由主义，又同情地理解新左派，同时他对这两派都有批判。在当今知识界的风气下，这是一个不讨巧的自我定位。
事实上，与其说许纪霖如今是“主义中人”，不如说他是“伦理中人”。他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缺乏反思、谦卑、感恩、敬畏心态深表不满，对士风和世风浇漓感到忧虑，他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对社会伦理道德重建的关注上。
许纪霖说，目前这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是威权主义的温床”。
虽然在刚见面的时候许纪霖曾从头到脚打量我，但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王元化对现成的主义都有反思
南方周末：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你就认识王元化先生，他去世两年了，你也写过回忆他的文章，你怎么评价他？
许纪霖：1980年代上海的经济、社会改革滞后，远不及广东，但上海的思想解放在全国是领先的。之所以领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上海有一批比较开明的官员，有一批以王元化为代表的倡导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
王元化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后来主持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就是希望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落实启蒙的一些最基本理念。
作为上海思想界的精神领袖，王元化先生当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很深刻。因为1990年代以后，学术和思想的确有两极分化的趋向，很多人丧失了对时代的敏锐感受和思考，也有一些人思考背后的学理背景比较弱。王元化先生在这两方面算结合得比较好的，大家都很敬佩他。他之所以从1980年代到过世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之一，和他自身这样的一个追求分不开。我和他相识很偶然，他一直讲“心灵的相契比观点的相同更重要”（我们大概就属于这种关系）。
南方周末：1980年代，王家客厅老有知识界的种种聚会，当时大概有哪些人？
许纪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慕名求书法的、艺术界的、文学界的、思想界的、政府官员都有。他在这点上有点儿像胡适，他有一种能力，让你感到如沐春风。老先生晚年也特别好友，特别怕寂寞，每天高朋满座，他也很开心。
南方周末：王元化的思想并不是直接对接英美经验主义传统，而是从别的路径逐渐靠近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思想的超前性这个角度来讲，你如何评价他？
许纪霖：不能用某一个标准来看一个思想家。英美经验主义不过是西方思想的一支而已，并不意味着经验主义就是对的，它的反面就是错的；自由主义是对的，非自由主义就是错的。
王元化先生最大的思想就是他的反思性。他不断地在反思，早年反思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反思启蒙心态。对任何现成的主义，他都有反思，不轻易相信。他不大愿意像有些人一样，觉得找到了一条切实的道路。虽然从广义上来说，王元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不盲从，对自由主义也有反思和超越。
南方周末：这种反思和超越表现在什么地方？
许纪霖：自由主义是一套社会政治学说，它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王元化晚年不相信自由主义这套东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他越来越注重文化、心灵的问题，这就是他对自由主义超越的一面。
他在社会政治层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能广泛吸收各种其他的学说来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他内心曾经是被黑格尔俘虏过的，后来他对黑格尔主义做了严厉的批判和自我反思。但他到晚年并没有全盘否定黑格尔，他始终非常欣赏黑格尔讲的没有什么比精神的力量更伟大，觉得这还是黑格尔主义的精华。
他对任何学说都不是简单地抛弃、信仰，有自身思考的主体性，对各种学说都有取舍。骨子里尊重人的尊严和个体的精神价值，这两个东西是他的底色，是他最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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