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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启蒙”：“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
“革命”与“启蒙”的双重经历
“革命一代”曾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包括目标，也包括路径。由于传统模式在文革初期失灵，而文革又未能取而代之，创建新的有效模式。因此，相隔几十年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度提出。
重新面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不限于“红卫兵—知青一代”，但以这一代人的探索最集中、最大胆。文革初期，政治雷霆曾击中他们，使他们政治早熟。以后，下乡插队或进厂做工，又使他们得到底层的经验和技能，时刻校正着他们的书本知识。总之，一方面是政治早熟，另一方面是底层磨炼，使他们成为近代以来独具特色的一代知识分子。
因此，文革高峰期过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开始独立的思想摸索。首先是读书，以李零（1948年）在插队时期为例，他自述说：“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
在思想的表述方面，较有影响的是张木生（1948年）。他撰写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在知青群体中辗转传抄，争论不休。据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介绍，这篇洋洋3万字的长文，从反思斯大林模式，讲到中国农业现状和城乡差别，最后写道：“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其结论直接指向十几年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实，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1968年的政治引力场中一个20岁青年的大胆求索，是“红卫兵—知青一代”桀骜不驯、胆大妄为的性格。
理论探索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学术积累。与之不同，感性的文艺直抒胸臆，在年轻一代手中更早便成熟了。在这方面，郭路生（1948年）是代表。与上一代，例如建国后郭小川（1919年）、贺敬之（1924年）奠定的宏大叙事的政治抒情诗传统不同，郭路生开创了个人化的诗歌写作传统，刚一问世，就给同辈人以刻骨铭心的感受，使他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例如，李零是1968年在花园村，北岛（1949年）是1970年春在昆明湖船头，张郎郎（1943年）是在1970年代初的河北狱中……第一次听人朗诵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北岛后来说：“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高峰期过后，文革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这种迷茫、幻灭和没有出路的感觉，正是年轻一代的时代感受，对于他们来说，传统已经塌陷，当下没有出路，能够寄予希望的只剩下“未来”。
从思想逻辑上看，“红卫兵—知青一代”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改造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按正宗的文革理论，这是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最高阶段。二是启蒙，在文革高峰期后，经过怀疑和动摇，年轻一代纷纷另辟途径。而不论张木生的包产到户，还是郭路生的个人化写作，在集体与个人、国家与市场、体制与自由……的价值天平上，他们的取向已明显地偏于后者，这正是启蒙主义的价值观。
1990
年代结果
李零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这一代人在1970年代的思想和文艺活动大多处于“地下”：“地下诗歌”、“地下沙龙”、“地下画展”，还有种类繁多、辗转流传的手抄本。这些思想和文艺活动，只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时代转折的机缘才得以公开表达：这就是“四五运动”、“西单墙”、《今天》杂志、“星星画展”等等，它们为结束文革和改革开放准备了舆论基础——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仍然由那些具有原创性的“革命一代”如邓小平等主导，并非偶然。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是他们，而换作他们之后的一两代人长期主政，那么中国很有可能落入一个呆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进入1980年代，“红卫兵—知青一代”仍主要走在“启蒙”的路线上，朦胧诗、伤痕文学、文化讨论等文艺运动和思想运动，无非是对文革、毛时代、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和颠覆，而倡导个性、自我、宽容、自由等价值。另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则是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出谋划策，会议发起者，也同样是这一代人。从文艺、哲学到经济学，贯穿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客观上为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奠定了价值观的前提。
然而，从总体看，无论是“革命”，还是否定“革命”的“启蒙”，都并非这一代的原创——早年的“革命”来自晚年毛泽东，随后的“启蒙”则来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思想。因此，在相继经历了“革命”和“启蒙”这两个阶段之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必然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原创性的合题。
1980年代末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和解体，冷战结束的历史大变局，提供了一个契机。何新（1949年）在“八九”之后同各国记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理论思考。何新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而是国与国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农业国以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对抗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世界经济结构和关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倚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这些观点，在199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常识”，但公允地说，它们的确是由何新在“八九”之后首先系统论述的。
何新的生平和性格在“红卫兵—知青一代”中颇具代表性。文革初期造反、串联，之后到北大荒建设兵团，务农做工，其间流浪、读书、写作并被关押批斗，在思想上也同样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过程。与众不同的是，何新较早摆脱了“启蒙”路线，又没有简单回到“革命”立场，而是将以往的知识、理论在1980年代末的大变局背景下加以综合，在后冷战时代较早地形成了一种新国家主义的论述体系。这是“红卫兵—知青一代”真正原创的成熟理论。从学科角度看，何新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轴，汇聚和概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文化理论和思想史等众多学科，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重大课题，总是能够立体地、多维度地给予解答和说明，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优越于单一学科的成就。
何新的观点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从1980年代向1990年代过渡的枢纽式人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预告了中国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新左派和非主流经济学等思潮。
其实，作为一个“文化世代”，在思想理论层面，也只有经过了1980—1990年代的过渡，“红卫兵—知青一代”才真正成熟。其原因，除了历史变迁的周期外，也是由于这个时期，正是他们年届40岁——古代中国所谓“不惑”、古代希腊称为“鼎盛年”的时候。正是在这时，他们才开始独立地表述成熟系统的思想，而不再依傍前人，或借助西方。
在思想历程外，性格因素同样重要。何新自述，1980年代与某学者因著述而争议，便写信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并夹寄“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仁丹”为隐语）。另据社科院人员回忆，某学者著文批评何新的“常识性错误”，何遂致函，自称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威胁要“练上一百回合”。这种表现也许比较极端，但相当有代表性。早年在“乱世”中造反、串联、大辩论、大批判以及底层经历所造就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成为他们许多人在思想理论上纵横无忌的人格基础。也许这不是巧合，中国国势在毛时代曾臻于极盛，同时也面临文革所提出的国家机器异化的问题。后文革时代，中国问题并未真正解决，需要思想理论的艰苦探索，需要颠覆、反叛、改造现有国际国内模式和成规。这一任务，也许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世代所能胜任的。
结语
“红卫兵—知青”之后，是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出生的“后文革一代”。这一代人大多没有上山下乡的磨炼，且在文革后接受了较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从整体看，尽管他们有着更好的学术训练并且正当盛年，但是，在思想视野和理论架构上，他们至今仍未超越“红卫兵—知青一代”。这表现在几乎所有学术思想领域。这似乎表明，“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而且，从自然年龄看，他们也还有一二十年的完整周期。还有时间，希望他们有更出色的表现。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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