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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千万不要把儒家学说“意识形态化”
核心提示：我觉得学术就归学术，比较好。儒家，我不主张它意识形态化，最好把它看成一种学术去讨论，讨论到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错了，作为一种精神自然就接受了。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
“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北京大学的前校长胡适曾这样说道。
世事何其难料。
“五四运动”中健将林立、旗手迭出的北京大学，如今却成了儒学复兴的一个重镇。距今不过91年时间，“孔家店”又重新挂牌开张了——继2000年成立国学研究院之后，2010年夏天，北大又成立了儒学研究院。主张文化多元共存的中国儒学大家汤一介先生成为首任院长。他有幸一反先贤辈们的旧有的去儒化路径，在83岁的古稀高龄为儒学的再度滥觞磨砥刻砺，披挂上阵。
我们这个访问，自汤先生履任时开始邀约，直到朗润园荷塘残败、万木萧疏，为深冬笼罩，才得以进行。某种程度上而言，他的繁忙，也可以视作历史文化的承担者的身影在现实世界里的存在。在这纷扰的当下，他正带领一批学者为重新确认在历史上曾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寻求更多新的诠释与新的方向。
不是“复古”，而是“创新”
《南风窗》：为什么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儒学研究院？
汤一介：2002年，我当时提出了编纂《儒藏》，教育部就批准了，相应地在北大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儒藏编纂中心，光搞编纂不行，得要搞研究，而搞研究就得有大课题。60多年了，从我们国家来讲，在人文社科方面，对人类文化研究没有出现震撼世界的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所以我还是继续向学校提出，是不是成立一个研究院，专门搞研究，而且这个机构主要是搭一个研究的平台，应该能做一些理论上的突破。
有人反对这个事，原因就是说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当时是打倒孔家店，那么你现在又在北大成立儒学院，是不是要否定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样一个形象呢？反对最激烈的是中文系一位教授。我认为这是对建立儒学研究院的误解。任何民族都不能人为地割断其历史文化。我们建立儒学研究院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创新”，是希望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化传统的文化复兴起来，实现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从文化上说，要“反本开新”，“反本”是要了解我们自身文化的真精神，“开新”是要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而更新自身文化。“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南风窗》：那您怎么评价五四运动这样一段历史？
汤一介：我们从我国近代历史上看“五四运动”，它对中国社会是一次启蒙，意义是重大的。现在有人全盘否定它的意义，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你必须承认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近二三百年为什么发展得比较慢？不能说我们原来的制度和支撑我们原来制度的那些理论、理念，没有非常致命的弱点，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五四运动”那么冲一下，甚至是冲得过分一点，那也是必须肯定的。因为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总是挨打，国势一天不如一天，那当然我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就会考虑到，为什么人家会比我们强呢？我们为什么会积贫、积弱呢？一定是有它的问题所在。所以就觉得过去的都是不好的，就需要全盘否定它，有这样的情况也可以理解。
《南风窗》：这样一段历史是否真让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出处，抹掉了身上的文化印痕？我看那时候比较极端的像胡适就提出来要全盘西化。
汤一介：我们也不能说那个时候只有一种思潮，别的思想还是存在的，一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还是有的，像梁启超、梁漱溟，还有1935年有10个学者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抗战中间，像冯友兰也还都是想怎么来振兴中国文化的，从这个角度看，“五四运动”以来在我国一直有不同的思潮，不过就是有的思潮力量非常大，有的力量不太大。
《南风窗》：现在重新把儒学翻出来，那岂不是绕了一个大弯，又折回去了？这能说是把断掉的传统重新接续起来么？
汤一介：可以这样讲。一个方面，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另一方面讲，“五四”是可取的，“五四”那一段时间中国空前活跃，从20年代后期到30、40年代，为中国人文学科留下一些东西的，也就是那一段。也许这个大弯也是必要。因此才有王国维，陈寅恪，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给我们。后来的“文革”，破四旧，企图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可是（传统的东西）也没完全断掉，有些传统社会中的糟粕反而发展得更厉害了。有很大的问题，好的断了，坏的反而发展了。把一些寺庙也毁了，书也烧了，可是发展到极致是什么东西？是一句顶一万句，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已经达到极点了，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严重的状况。它一方面否定了一些东西，一方面又把中国传统中很不好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有这两面的问题在。它不是没有原因，那时有人讲“无法无天”，怎么能“无法无天”呢？总得有法吧，有规则、有规矩吧。没有天，这不就把自然界全部搞乱了嘛。所以“文革”对中国社会的摧毁非常非常大。
“人权公约”和“责任公约”
《南风窗》：那您认为儒学会有一个复兴的机会么？
汤一介：儒学是可以有一个复兴的机遇，这是由于经过了西学100来年的冲击，使得我们有些知识分子在反省自身的文化传统中，逐渐知道儒学哪些是可以继承和发挥的，哪些是应该扬弃的，这应该归功于西学的冲击，不然我们还不大容易知道我们自己的文化缺点在什么地方。现在世界又进入一个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就更需要反省自己的问题，所以费孝通讲“文化自觉”，必须系统地了解文化的来源和文化发展历史，它的优、缺点以及今后的走向，应该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中自己去了解它。
我们现在首先还是要解决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但是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科技问题，还有精神世界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确实没什么信仰和理想。社会太注重钱和权了。最近我注意到先秦这个“礼”，我觉得还是有它可取的东西的。《礼记》的《坊记》，说“君子礼以坊德，法以坊淫”，礼是防止道德的堕落的，法是防止做坏事、扰乱社会。贾谊讲礼是防患于未然，法是已经发生了罪恶，就要受到惩处。现在是不是可以注意研究一下传统社会里有一个“礼法合治”的问题？你从《汉书》来看，它的刑法志和礼乐志是两个志，都是把它们作为制度来看的。
中国社会里头，在过去“礼”是一种制度，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和观念的问题。我们现在学西方，当然是很重要的。他们的法，我们是搬过来了，但我们把“礼”全丢了，不行。还应该考虑怎么建立起来这个“礼”。现在社会常有乱象发生，是无序的，今天立一个法，明天立一个法，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人的信仰、人的精神世界问题没有解决，那怎么行？
《南风窗》：也就是说，儒学中的一些思想是可以用来解决现世的问题的，它可以在不同时代和社会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一些作用？
汤一介：现在不仅中国，西方有些学者也已经看到中国文化中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了。比如法国有一位81岁的学者，他说西方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人权观念，发展那么长时间，也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他说我们能不能从中国思想里得到一些启发？他提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一个就是远神近人的观念，一个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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