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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焦虑”与“武大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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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陆续颁发，国人不得不无奈地延续对获取诺奖的集体性焦虑。与此同时，来自百年学府武汉大学的一则新闻也异乎寻常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有网友称：“整个武大都传遍了，真是大快人心！”
 
这本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细究之下却能发现其间的某种深刻的关联。为什么诺贝尔奖总是与中国本土科学家无缘呢？这显然不是一句科研投入少、条件装备差和欧美偏见能够搪塞过去的，恐怕还得归咎于本土科学家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强。而创新能力弱的根子，则在于缺乏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土壤——追求真知的热情、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不懈的韧劲、宽松自由的环境……
 
我们的东邻日本迄今已有16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13人出自自然科学领域。韩国科学界深感困惑，因为他们只有金大中总统曾获和平奖。因此，韩国教授们认真地进行了跟踪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在诞生了3位诺奖得主的日本“地方大学”名古屋大学，钻研一个课题长达30年之久的教师比比皆是。而相比较名古屋大学教授的埋头“挖深井”，韩国的大学竞争激烈，教授们极少有精力和情趣去做这种长线的、很难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基础研究。
 
不赶时髦、潜心研究，这或许只是日本人屡获诺奖的原因之一。真经一定还有很多，每一条每一款都值得我们国内的科学界和教育界借鉴和学习。不过归结起来，怕是离不开文化这个根子。
 
以国内大学为例，我们的大学文化之浮躁恐怕比韩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申请项目、接待评审、归纳结题，科学研究的哪一个环节不充斥着对教授们公关能力、社交能力、人情世故能力的考验？不为别的，只因为科研项目及其评价大权操控在管理部门的手中，或者被关系与门户所左右，而恰恰缺少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真正的学术评价体系。因此，在大学，仅仅当教授是不行的，往往还得身兼一官半职才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流风所至，重要的科研课题往往都被大学的官员们领衔，各类资源也被掌控在官员手中，以至于出现某高校四十多名教授竞聘一个处长的丑闻。
 
官场文化与市场文化在大学风行，学术文化反而退避三舍。人人都忙着争项目、发文章、拿奖励，大家都抢着做急功近利的事和上下讨好的表面文章，再不济的干脆连学术自律都不顾，干起了剽窃造假的勾当。试问，还有多少人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念学术经？我们的大学又能为潜心学术的人们留下多少不受污染的空间和土壤？
 
回到“武大丑闻”的话题上来。为什么学校三、四把手被捕，师生们会觉得“大快人心”而不是“引以为耻”呢？有教育专家评论说，这说明师生们对其做法早已看不惯却无能为力，因此他们被捕后才算出了口恶气。这从根本上表明大学领导的选拔、评价与监督，师生大多无权知情、无权参与，这充分说明了官场文化对学术组织的介入。而个别领导放弃学者操守、教育理想，实在是现实大学管理制度的某种必然，也加速了大学的教育与学术堕落。
 
或许我们该把灼热的眼光从对诺奖的焦虑和期待上暂时挪开，而去注视一下大学官场文化与市场文化泛滥所导致的学术堕落。因为只有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大学才会回归正途，诺奖才有可能会在不期然间悄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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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荻秋 来源：《深圳商报》 发布时间：2009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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