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未言“文死谏”

一直认为“文死谏，武死战”是儒家传统，却不知在儒家老祖宗孔夫子那边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命题的影子。恰恰相反，在孔子的不少言论中都可以看出，他比较注重生命价值，至少不以“死”为最高境界。

 

　　孔子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另一句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这两句话都在《论语.子路》中，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即要让老百姓去当兵打仗，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不然则无异于让他们去送死，这是说当兵的。带兵的呢？他对子路说：“只知道不怕死的武将，我是不会跟着他去的(“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我们提倡不怕死的精神时总是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孔子说的却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子路明知卫国政局危急偏偏迎“危”而上，于是“结缨而死”。这样的“武死战”，孔子恐怕是不以为然的。

 

　　我这里想着重说的却是：孔子不言“文死谏”。

 

　　《论语·宪问》中有一句孔子的话，叫做“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此处的“危”，当作“正直”解释，“危言”就是正直的话语，“危行”就是正直的行为。此处的“孙”则与“逊”字相通，本意谦逊，可以理解为谨慎。“邦无道”而“危行言孙”，就是行为依然端正，不失道德底线，言语却要当心，防止祸从口出。《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到卫国的宁武子，说他“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把宁武子在“邦无道”时的“愚”大大的夸奖了一番。“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大概就是这样来的。人们将此词理解为愚昧至极，是极大的误解，此词的本意，当为大智若愚。魏晋时期“口不论人过”的阮籍，倒是深谙夫子之道的。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话是孟子说的。孔子并不认为在“生”与“义”之间只能有一个选项，即求“生”者无义，取“义”者必死。他认为在“邦无道”之时，正直的人可以装聋作哑，装疯卖傻，未必就要犯颜直谏，自取其戮。子思编着的《中庸》一书将它表述为“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并引用《诗经》中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做了归纳。所谓的“明哲保身”，大概也是这样来的。这种思想，有其可取之处，“明哲保身”这个词汇，原先也并无贬义。毕竟，人的脑袋丢了，是不能再装上去的。

 

　　问题在于，明哲保身也得有一个度，或者说，也得有一条道德的底线：无论慎言、沉默以至于装聋作哑、装疯卖傻，均以不失正直为前提，不以背信弃义作代价。这个“度”很难把握，也很难说得清楚，例如赵高指鹿为马，要你举手表决，或移脚站队，你说是“言”还是“行”？大凡此类境况，所谓的“明哲保身”，弄不好就会与“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及“识时务者在俊杰”等处世格言混为一谈，不见了“明”与“哲”而只剩下“保身”二字，成为所有“软骨头”的挡箭牌。

 

　　至于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对子张说的那一番“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能减少过失而使“禄在其中”的话，便只是谋官求禄的诀窍，不但要“慎言”而不“危言”，而且要“慎行”而不“危行”，就连“邦有道”与“邦无道”都顾不上了。

 

　　其实，中国历来不乏此类官油子，哪用孔圣人专门去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