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百年辛亥：我们究竟该往哪里去？ >> 阅读
百年辛亥：我们究竟该往哪里去？
分享按钮【按：此文应《商务周刊》之约而写，是他们关于2011年的猜想之一，写作之时，钱云会还没有死，寨桥村还没有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如果此文写于钱云会惨死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不同，从那一刻起，历史进入了“后钱云会时代”，历史的方向变得更加暗淡、更加不确定，我们往哪里去？因为钱云会的惨死，这个问号变得更为沉重，更为沉痛。毫无疑问，钱云会成了这个转型时代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他的死亡每天都在拷问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富人还是穷人。我不知道，钱云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
大雪纷飞之中，2011年的脚步已逼近我们，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说房价，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价格就足以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不安，“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世纪之问已穿透黑暗的时光隧道，迄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马上就是整整百年，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扰过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的问题，今日仍苦苦地困扰着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焦虑的人们。
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相对而言，此时的外部环境空前的安全，就连我们相邻的百年宿敌日、俄两国都不再觊觎我们的领土，更别说遥远的欧美各国。从经济发展上说，虽然1927年我们的财富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美国（当时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披露过详细数据），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起步不久，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企业，尤其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领域，在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也站住了脚。相比之下，这三十年工商业的发展及带来的变化，尤其在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尽管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等沉重代价，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在有形的物质、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态势。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像不到的。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那样的想象力。
我们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人国民活得更好这个角度出发的，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老大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即使历史研究也往往与普通民众一样超越不了这一巨大的心理陷阱，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沉淀，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未能改变它。这是中国困境的深层因素。这个古老民族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很难成为主流价值。比如，林昭痛切肺腑地指出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难找到生根的土壤。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爱国主义造成的洗脑和混乱思想
- 下一篇：要中国人幸福：民主才是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