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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先师：先秦显学与中国侠文化的人格形成
三
儒家同样被韩非与侠相提并论，但侧重点却有所不同，不在于以武力式的勇气去行动，而在于以人格化的勇气去修养。由此，儒家就把“侠卒”这些体制外的勇气之士规范到“义勇”的道德框架之中，使“侠”成为一种人格标志。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已经58周岁了。他从曹国来到宋国，和弟子一起在大树下练习周礼。宋国司马桓魋（tuí）不喜欢孔子，又不便直接杀了孔子，于是派人挑衅，将大树连根拔起，想要和孔子决斗。弟子们都说：“快点跑吧！”孔子这时斩钉截铁地说了那句后来流传千古的名言：“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桓氏心里也没有底，就自动退走了。这里孔子的处理方式很值得玩味，孔子的不怕，是真是假？据史书记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力气很大，在鲁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的一次战斗中，曾双手撑开城门，人们用《诗经》里的“有力如虎”来赞美他。孔子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传基因，《史记》说孔子身高九尺六寸，有“长人”之称，按西周尺19.7厘米计算有一米九，按东周尺23.1厘米计算则有二米二。孔子酒量也很大，文献记载他从来没有醉过。至于力气，从《吕氏春秋•慎大览》开始，到《淮南子•道应训》、《颜氏家训•诫兵篇》以及《列子•说符篇》都记载说“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他虽能徒手打开城门。但他“而不肯以力闻”，并不想显露功夫。因此，桓魋拔树挑战，他不肯应战，并非是打不过，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大概桓魋也知道这一点，想挑衅而孔子让他找不到借口，他也就不好意思出动大军杀死孔子了。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对子路等人说：“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徒手搏虎，徒足涉河，这完全是莽夫所为，笨得到家了，孔子是不取的。在他的入门弟子中，就曾经有这样一个莽夫，后来被他成功地改造了。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冯友兰把诸子当成职业，子路就成了他想象中的中国第一位侠士。从子路的装饰来看，帽子上插着雄鸡翎子，身上戴着公猪佩饰，倒更像是一位山大王。在《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中记录了师徒二人的第一次对话，孔子问子路喜欢什么，子路说“好长剑”，并不认为学习有什么用。孔子决定要收服子路。儒家经典没有记录下来孔子收服子路的具体经过，倒是南朝梁代殷芸编辑的《小说》里，收录了一部以孔子为主人公的民间小说集《冲波传》，其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
孔子尝游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所，与共战，揽尾得之，内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又问曰：“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怀石盘，欲中孔子。又问：“上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杀人使笔端。”又问：“中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杀人用舌端。”又问：“下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杀人怀石盘。”子路出而弃之，于是心服。
针对子路的教育实践，使孔子进一步思考了“勇”在人生道德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在孔子之前，人们还不能有效地对种种道德概念进行归类总结，流于众多然而散乱随意的状态，比如《国语•周语下》就记载了孔子出生前20多年单襄公（东周时期周王室的卿士，历史上著名的“预言家”）对道德体系的总结，总共提出了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11个概念。孔子在教学实践中，将这些概念合并简化为仁、知、勇3个，其功能结构是孔子在《论语•宪问》中称他自己都还没有达到的“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在《中庸》里把这三者称为“天下之达德”，并借孔子之口阐释其具体内涵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进一步将其道德化、人格化。正是秉持着这一原则，面对桓魋拔树的挑衅，他才不以勇力相对抗，而是坚信自己的仁德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并以无上的智慧去面对这一挑战，最终化解危机，找到机会退走。
然而，子路近于侠士的人格特点，使他时时仍然不忘表现他的“勇”。子路对于人生的设计，是“幼而好学，壮而有勇”；对事业的设计，是“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孔子到宋国，匡人简子派兵围困，“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感叹“由也好勇过我”。最后，在孔子71岁的时候，子路死于卫国政变。孔子的担心，最后终于不幸成了事实。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孔子以道德和人格力量规范“勇”的正确性。
在孔子学说里，仁、智、勇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仁是终极目的，智是首选途径，勇是以强大实力作为后盾并作为在万不得已时的最后手段。事实上，孔子门下，不乏勇者。除子路外，公良儒也是一位勇者。《孟子•公孙丑上》还记载了“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这两位著名的儒家勇者，但孟子认为世上一般的勇，都只是匹夫之勇。那么，真正的“大勇”是什么呢？孟子说，他是从孔老夫子那里听来的：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对方纵然是卑贱者，我也不去恐吓他；反躬自问，正义在我，“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七个字，在20世纪被古龙常常挂在口头，作为他的武侠小说中大侠之勇的人格标准。孟子进一步把这样的“大勇”称作“浩然之气”，成为一个时时鼓舞、砥砺着中国人的人格力量的不竭源泉。
从孔子出生之前一个半世纪多的鲁隐公九年（公元前714年）出现的作为动词的“侠”（挟），到孔子去世后两个多世纪才出现的作为名词的“侠”，其间一直有一条红线贯穿，就是“侠”的非正规军武装性质，由此而进一步推论，侠首先是勇者，其次是他们常常会组成一些团体，再次是他们不按照体制的规定行动并有着自己的道德信条。
经过儒家的教化改造以及墨家日益衰落的反证，侠作为勇者但并不首先要表现勇。勇只是他们人格的标志，是他们的底气所在。侠追求的是在这种勇气的激励下，能够“有所必为，有所不为”。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中，侠首先不是以武功解决问题的武士，而是以仁心智慧和人格勇气解决问题的义士，这进一步形成了对片面强调武力的否定。即孔子所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见义不为，无勇也”，也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在儒家道德规范的影响下，侠者实现了从“武术家”到“活动家”的转变。到秦汉之际，人们都不再强调游侠的武功和勇力；相反，那些以武功而知名、以武力而行事的，并不被人们视为游侠，如荆轲等人，人们只把他们看作是“刺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恐怖分子），这是与游侠有着重大差别的。
四
游侠在墨家那里，是集团式的自愿者维和部队，但后来演变成为“神教”；在儒家那里，是胸怀浩然之气的勇者，但他们宁愿以仁义和智慧解决问题，他们也练武学艺，但绝不轻易出手；在更加广大的社会层面，他们是活跃于各阶层各领域的“带剑者”，但长剑在手只是他们的勇气的标志，而不是他们的行为模板，他们不一定是武术家，但他们一定是活动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一统天下，正如武侠小说里所写，暴政浩劫之下，侠又必定再度出山。
就在六国之中率先被灭的韩国，也就是韩非的故国，丞相张平之子张良，本是一介书生，虽然他没有一官半职，但他却无法忘记秦军灭韩的惨烈，决意寻找天下奇侠为故国复仇。他一直游历到了朝鲜，找到一位大力士，趁秦始皇东游之机，在博浪沙（位于今河南原阳东关）用大铁椎伏击，可惜误中副车，复仇不成。张良逃亡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遇到黄石公而习得兵法。张良又结交少年，藏匿逃犯，曾经帮助过项伯。张良组织起游侠集团，自任首领，成为秦朝大侠。十年之后，陈胜、吴广起义，拉开秦末大起义序幕，而像张良这样蛰伏多年的游侠，于是倾巢而出，成为埋葬秦朝暴政的有生力量。
游侠虽然为韩非所不满，为强秦所镇压，但不过瞬息之间，就到了秦汉之际，而中国游侠的黄金时代也马上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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