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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科学不是试验的科学
本文注释：“本案大会决议保留，保留意见为：‘不在教育范围之内，留供内政部推行自治制之参考’。”原载《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丁编【附录】》。（《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主事者在审稿时，在第一篇文章中特别加注了“书中对列宁的伟大理论和实践多有歪曲”一句，大概是出于为陶氏“开脱”所运用的春秋笔法罢。无非是向读者表明，因为原作者孚勒普·密勒的误导，陶氏才会发出这错误的“抗议”之声。
“好比乡下亲家婆，又要送礼又眼红”，这句陶氏的精彩比喻，深中肯綮，为苏俄教育的实质画下极传神的一笔，让人经久难忘。传承苏俄教育体制的中国教育，1949年后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高喊“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长期实施“但求普及，不求提高”的文化政策等，始终陷于“急功近利”的沼泽地。（时下，则是陷在“应试教育”的泥潭里难以自拔，甚至出现了令人深长思之的“钱学森之问”。）
苏俄式社会主义是否承传了沙俄时代的教育思想的衣钵？即“培养上帝和沙皇的忠实臣民”，“不应该让平民受太多的教育，因为等到他们懂得跟我们一样多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服从我们了”。（周有光《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年版）对此似乎无须细考，这里只要指出列宁的好友、大文豪高尔基编辑的《新生活报》，因为坚持不懈地为文化与教育辩护，并为知识分子与人道主义伸张正义，竟遭受布尔什维克的围剿与查禁，迫使高氏不得不背井离乡这点就可以知道。
苏俄并未给其人民带去理想的生活，相反却制造了无数苦难，这竟是睿智的陶行知曾隐隐料到，却无从知道的——因他既未见其隆盛兴起，也未见其轰天裂地的倒塌。无论哪个国家，只要违背陶行知提出的“天下唯有空气与知识是不可受人限制”的铁律，都会或早或迟地受到应有惩罚。
另外，陶行知这二文还可互证，自有渊源，并非突发奇想。
在第二篇关于“改造社会”的“提案”中，陶行知确实显示了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深思”与“多虑”。他认为：“现在政治家，大则以世界为试验品，小则以一国为试验品，不但人民牺牲太大，而且主持的人能发不能收。倒不如先行小试，较有把握。”这一见识无疑是清醒而深刻的。他意识到若不经过“实验室”的检验，而对政治策略贸然大规模广泛实行之，必会导致“人民牺牲太大”的局面。果不其然，20世纪的“苏俄式社会主义”并未“先行小试”，就以莫斯科为策源地，席卷了广袤的欧亚大地，跨国越界，“大试”了起来，所造成的牺牲不幸为陶氏所言中。倘若“小试成功”，允许自由选择，民意至上，合法认定，不断调适，逐步推开，何至于此呢？
陶氏还说：“政治社会活动，不是标举几个主张便算了事。理想能否实验，全靠方法。方法是一面实验、一面发现的东西，决不是凭空可以造得出来的。”陶氏在80多年前就已指出的这一思想方法，与今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出一辙。由此看来，陶行知堪称“思想家的思想家”！
但笔者认为，陶行知亦“难免有书呆子的幻想”之嫌，因为他仅从实证主义出发，而忽视了社会思潮及社会运动有其规律性的一面。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兴起、强盛、衰亡，并非仅是某个或某些圣贤豪杰“奇思异想”的结果，而是它本身适应了某个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正面或负面的“历史愿望”和“历史诉求”，并在诸多社会力量各自表达利益追求的碰撞中，由“平行四边形运动”所产生的“对角线合力”的结果——这个由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有助于人们对“历史记忆”进行有积极意义的思考，从而避免流于片面性。
然而陶行知当年的思考，并不因岁月的磨损而稍减分毫。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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