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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规则“爱好者”，民主才有希望
如香港学者张德胜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中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似乎有一种强烈的追求稳定的秩序情结，他通过这本书把中国思想中的“闻乱色变”心理情结阐述得很到位。如果对照这些年中国所呈现的维稳力度，可以说，渐渐走入死胡同的维稳逻辑和维稳情结，确有其内在的政治动力和文化渊源。吊诡的是，一个追求稳定的社会，按理也应当是一个爱好规则的社会，可是从官方到民间，规则却形同虚设，常常被无情践踏。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其实他们追求的稳定，并不是真正的井然有序，而是一个没有安全阀的高压锅表面上的宁静，却忽视了里面正在沸腾的一锅粥随时可能引爆。如果当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法以获得社会共识的规则来缓和与归置，公民社会蠢蠢欲动的能量没有得到释放，那么，这个国家可能真的会成为一个高风险社会。
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曾经指出，中国政治秩序的特征一直都有能力维持（并且在某些时候甚至是激励了）大规模的大众抗议而同时不破坏掉体制的基本支柱。在她看来，只要中国的大众抗议是针对“人”而不是“规则”，那么，所谓的社会变革，就始终是不可能的事情。从这个维度来看，学会抓住规则作技术性抗争，是比较可为的空间。如近期广州人大会议“晒”缺勤代表，将出勤情况在媒体公布，这与台湾由40多个民间团体结盟成立的“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公布立法委员出勤统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在于，后者由公民发起，社会参与度更高。又有院士钟南山大曝亚运经费问题，也引起了高度关注，这些，都是对规则的强烈诉求。
摘下“维稳紧箍咒”，“激发社会活力”
当下房价高企，中国社会买不起房的人占了多数，但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什么成形的、针对此一议题的社会运动在这片土地上被激活起来，除了“恨爹不成钢”的抱怨和“买还是不买、房子都在那里”的网络喧嚣，似乎我们只有“宣泄”这一种抗议模式，而对有趣的、试图解构现实困顿的公民行动到社会运动完全缺乏想象力。而在社会运动活跃的台湾地区，早在20年前，就诞生了著名的“无壳蜗牛”运动。1989年8月26日，有别于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台湾人发起了一场非常软性且带着幽默及讽刺气氛的“万人夜宿忠孝东路”， 四五万人如骨牌般依次躺下，还保证“睡姿优雅” ，场面蔚为壮观。同年9月28日，又发起了“百对无屋佳偶结婚典礼”，新人在帐篷“洞房”，为他们的爱情留下了带着几许辛酸却又无比丰满可爱的影像资料，成为那一段历史和社会状况的有力见证。
如果按照大陆的“潜规则”，人们要问这些社会运动有用没用？如果没用，也许很多人会觉得，那不过是行为艺术，有什么意思？庸人自扰，多此一举！确实，“无壳蜗牛运动”要说成效，这一系列轰轰烈烈富有想象力的社会运动，是直到20年后的今天才产生真正的政策影响的。借着被视为2012年选举前哨战的2010年“五都选举”，他们向政府提交了建议书，一周后，2010年10月，马英九会见了“社会住宅推动联盟”代表，承诺采纳其“社会住宅”计划。
一项运动，坚韧地爬行了20年，留下了公民社会焕发活力的火种，衍生了三个至今发挥作用的组织，连接社会、知识界与官方，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有的务虚（作政策研究），有的务实（如帮助孤寡老人、残疾人、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等寻找廉租房的崔妈妈基金会）。
如果更细致地了解“无壳蜗牛”运动的20年史，恐怕我们不得不对隔岸的同胞那惊人的创造力和毅力表示敬意，更为重要的是，这20年，他们摸索出了“规则”，光是议事规则就有厚厚的一叠叠章程、手册，他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后来者在那些既有规则上践行，发展，便有了丰硕成果。
如果以为规则是现成的，那只能是认可目前暮气沉沉的社会“潜规则”，继续做沉默的大多数，缺乏建设社会、公民自治的想象力。如果认为社会是我们自己的，那么，每个人都可能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展出对“明规则”的渴求，进而越来越对“潜规则”零容忍。
所谓的民主，并不是一个想当然的最好的制度，它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而它的好处在于“透明”，在于它最大限度拒绝“潜规则”。
从温家宝提“政改”到胡锦涛提“社会管理”，其中有一个要点值得民间社会加以最大化运用的，就是胡锦涛提出的“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这一表述可理解为中央政府也并不乐见一个死气沉沉、鸦雀无声的民间社会，他们还是希望听见各种声音。而某些官员为了保一方“平安”、为了保自己任内人民不出声，不抗争，运用他们手里不受监督的权力滥用国家机器乃至社会力量来进行高压维稳，实际上就是试图对着活力四射的猴子，念紧箍咒让他安静，但这不是真正的和谐。“猴子”由于头痛而不得不停下来，只会在紧箍咒的间隙激起更大的反弹，可以说，以念紧箍咒为手段的维稳已经成了政治上最大的不道德，只会窒息民间社会的活力和智慧，从而使得这股社会力永远也转化不成良性的政治力，恐导致即便自由转瞬降临，整个社会也准备不足。
民间社会如何在体制框架中谋求社会变革的时间和空间，这需要理性思维、柔性思维以及足够的专业能力。即是说，民间应当在敦促政府治理“专业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过程中，也学会以“专业化”（鼓励精英参与、分领域实践公民权益非暴力抗争、细化诉求）运筹社会运动，提升官民博弈的技术含量，这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未来民主转型需要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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