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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73：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p42）
“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p63）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参加过党校的批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当地人都讲彭县方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地吸烟。但他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的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中来吸的烟，劲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川口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方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方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p79）
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的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中日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两点：第一，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第二，是在政治上，对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态度和对苏联的评价及政策。日共的立场是“合二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虽然当时川口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抱有一定的疑问，可是在两党的对立问题上，仍然选择挺中共、反日共。认为日共是修正主义的堕落。这种站队非同小可，意味着要同自己所属的党的中央作对。但川口的态度很坚决，回成都后，又联系了其他的日共党员，大家一致反对日共，并研究、确立了斗争方针：会见驻北京的党代表砂间，阐明日共的错误。
川口来华后，虽然积极参加了从“大跃进”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那基本上是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此次到北京来实际参与了对日共的斗争之后，觉得可以此为契机谋求回国。抱着这样的想法，自然从意识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温差”，“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观者的态度”。
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请出席了国庆节庆典，就坐于城楼下方西侧的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毛还未出现，从长安街东侧进入广场准备接受检阅的红卫兵队伍就开始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边喊口号边缓慢向前挪动。周总理声嘶力竭地反复喊话：“同志们，不要停下，往前走！不要停下，往前走！”但当毛出现在城楼上的一刻，已经走过中心线的队伍又逆人潮而返，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周恩来拼死呼吁队伍前进，队伍才稍稍往前移动些许。川口被“民众对毛的信仰、崇拜的能量所压倒的同时，在观礼台上深深感受到了毛泽东拥有的使民众如此狂热的神奇魔力”。（p92）
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川口刚好与“铁人”王进喜同桌而坐。王给川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朴素，从谈话中可以知道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王大约听出他的中文有点别扭，问他：“是外国人？”川口答道：“不是。”但宴会结束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正好陈永贵也步出会堂。几位日本贵宾觉得，“如果王进喜是中国工人的代表的话，那么陈永贵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于是纷纷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刹那间，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后，不知谁嘀咕道：‘他的手怎么软乎乎的？’”川口是北海道农家出身的日共党员，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农民有着固定的想象。“这种感觉与头戴白头巾，耕田犁地的纯粹农民的手相去甚远。见面的印象远不如和王进喜见面时那样令人激动，只给我留下某种难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觉。”（p93）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视察“文革”现状。当时，一行人被置于大权在握的中联部“造反总部”的管辖之下。为了视察活动的方便，成行前特意索要了“造反总部”后台老板康生的墨迹。据说到地方，只要康老打了招呼，便会受到热情款待。抵上海翌日，便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副主任姚文元、常委徐景贤的接见。张春桥致了欢迎辞后便匆匆离去，川口觉得他是个“待人冷淡的男人”。姚文元则花一天的时间为一行人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姚的报告“非常详实，充满激情”。接下来，一行人赴上海港参观。出面负责为外宾介绍情况的是一位年仅17岁的红卫兵，这也是姚津津乐道的“成果”。红卫兵得意地为一行人介绍他们如何从“保皇派”那里夺权后克服了“经济挂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怀疑：“这样一个孩子真能够领导这么大的港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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