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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黄埔生：被抛向了命运的三岔口
命运的转弯
陆军军官学校被解放军接收后，被重组为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郭青石介绍：“起义之后，先缴枪。集体去川西分校训练去了，相当于去改造。”
1950年6月，原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结束了半年的学习，表现不够积极的被“资遣”返乡。大多数学员被分配到部队，投入了成渝铁路及其他筑路修建任务。
郭青石留在了部队，先修了一段时间的铁路，后来，朝鲜战争爆发，郭青石为表明自己的决心，自愿写下血书“申请加入抗美援朝！”也有位同学用血书写了“抗朝援美”，被拘留审查了两年。
郭青石最终同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的400余名同学参加了志愿军。据郭青石回忆：“这400人，都是政治觉悟高，要求进步的人。”郭青石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序列的六十军政治部文工团，之前还不敢告诉家人，怕泄露军事秘密。不料一过鸭绿江，郭青石就听到了敌人的广播，说：“六十军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从四川来……”
郭青石穿梭在美军的枪林弹雨下。有一次在丛林里为战士们表演自编的《李大娘捐飞机》，敌机就在上空盘旋，耳边炮声和枪声正隆，可郭青石仍然英勇地坚持演出。即便如此，郭青石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认为黄埔出身的人一直受歧视，没有受到平等的待遇。更大的打击还在战争结束后，当了5年兵的郭青石离开了部队，没有被“复员”而是被“资遣”回去了，他从来不愿意对人提起这段经历：“当时一个小兵，带着枪押着我回去，我真哭了，我觉得太伤人心了。”
郭青石并不知道，就在“三八线”的另一边，也有第23期的同学。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曾经在《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里记述，在当时的美军战俘营里，最后的黄埔生们曾以尴尬的身份相见：一边是志愿军战俘，一边则是协助美方管理中国战俘的台湾特务。而志愿军战俘当中，第23期黄埔生有人选择大陆，有人则去了台湾。
郭青石被资遣到北京，他考上了国际书店，当了一名办事员。上世纪50年代，单位里提出来帮助党整风，不提意见不行，否则就是“思想隐蔽”，郭青石无奈，提了三条意见，一是北京东单有个烧鸡店卖的其实是乌鸦，政府为什么不管？二是当兵不能当长了，否则容易成“兵油子”；三是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除了“团结教育改造”外，他认为还有一个“踢开”。
郭青石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当时每个单位都有右派指标，郭青石后来才发现，自己之所以成为右派，是因为“不够数，给补上的”，而且这一补就成为了“双料”坏人：“右派”加“历史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当然是指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的经历。当时留在大陆的23期黄埔生，大都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从1979年开始搜集黄埔历史资料，在川西邛崃的大山里，他碰到了不少隐姓埋名、装聋作哑的黄埔生。他曾一口气访问过全国400多个23期黄埔生，却没有见到一个人保存有本期的同学录，那曾是清查反革命的佐证。他最后在位于深山的一个档案馆中，查到一本残缺的同学录，蒋介石照片的四周故意被画上了4条小腿，“乍看全图案恰是一个伸开四肢的王八” 。
1957年，郭青石被发配到清河农场，一呆就是十九年。跟他同时送来的一个在上海书店工作过的右派，后来在农场连饿带病死了。面对人生的变故，郭青石只能选择自我排遣，逢年过节，郭青石组织个乐队，演出之前首先预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然后开始演奏曲目，那时主要教农场的家属们唱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你得活下去啊！”郭青石告诉记者，他当时每个月挣32块钱，刨出饭钱，他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我把我那车弄的前面一个灯，后面两个尾灯。”
郭青石还挑灯夜战，自学了建筑设计。他为农场自行设计了医务室和一座水塔，至今引以为傲的是，这两个建筑物居然都经受住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当时清河农场距唐山震中仅有50公里，损失十分惨重，一片废墟中，由郭青石设计的医务室完好无损，水塔也只是震掉了小部分墙体，还可以继续使用。
虽然年轻时的郭青石长相不错又颇有才华，但因为有“历史污点”，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结婚的时候，郭青石已经快50岁了。
1978年，郭青石离开了清河农场。1981年11月15日，昔日的部队给他补了“复员”手续。平反后的郭青石继续回到国际书店上班。1989年11月，军人出身的郭青石获得了建筑工程师职称证书。他也是单位里唯一获得该项证书的人。
两岸的聚首
1988年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郭青石编入西城区联络组。当时，好多同学都背有“反右”和“文革”留下的思想包袱，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黄埔出身，甚至碰上昔日同学也不敢相认。年过花甲的郭青石靠自行车和两条腿跑了一家又一家，耐心说服。
不过，在四川等地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23期黄埔生就开始在每个月的23日悄悄聚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参加过若干次聚会，形容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大都腰杆挺拔，“离开黄埔很多年，感觉他们还是一个军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民族魂’，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
报考第23期陆军军官学校，当时规定的年龄在18岁至22岁之间。那些彼时尚不谙世事艰险、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各有各的人生路。
沈洪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往台湾的第23期同学里，“现在有当上中将、少将的，有走上了商业之路当上了董事长的，还有的开计程车。现实状况不同，大家个人的境遇也都不同。”沈洪壮抵达台湾后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来成为翻译官、研究员。
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解冻，第23期黄埔生开始通过电话和信件交往。
2009年1月，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的部分同学组团到台湾游玩。曾广文约好王显在宾馆见面，他曾任成都大学校务处主任，校图书馆副馆长等职。王显则在国民党军队中升至中将，成为第23期黄埔生在台湾军阶最高的人。许久未曾碰面的老同学彼此拥抱在一起，回忆在军校的同窗岁月。
2010年5月24日，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代表来到了北京，同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交流活动。郭青石担任该会的副会长，他参与了接待工作。遗憾的是，这一次来的同学里没有第23期的，作为最后的黄埔生，军校里的“小弟弟”，郭青石显得比较沉默。业已古稀的郭青石负有更重的责任，1991年，郭青石当选为西城区特邀政协委员，他曾在西城区政协会议上提交了《集中组织照顾黄埔孤寡老人的晚年生活》提案，即使是当年最年轻的黄埔生，如今也已经步入了垂暮之年。
郭青石说：“没有什么可以怨的，人走这一辈子根本没法预知未来，过去的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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