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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姐姐”：以儿童特色灌输少年政治
1957年时的姜达雅。翻拍/本刊记者甄宏戈
“卢勤小友”的梦想
“知心姐姐”亮相时，卢勤正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五年级，是班里的少先队宣传委员。班里同学几乎人人订阅2分钱一份的《中国少年报》，收钱订报和收发报纸，正是她的工作。卢勤是《中国少年报》的铁杆读者，“知心姐姐”一出，更成了她的粉丝。每期报纸来，先看“知心姐姐”。
那时，《中国少年报》上经常有少先队中队活动的报道。卢勤悄悄给“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询问如何才能让自己中队的活动见报。
她没想到，她居然很快就收到了署名为“知心姐姐”的回信。信上称她为“卢勤小友”，告诉她，只要活动新鲜，报上没有登过，就可以投稿，一时没有发表，也不要泄气，“总有一天会成功”。
巨大的成就感让少年卢勤开始萌生了当知心姐姐的梦想。本来是短发的她，就是从那时开始，留起长发，梳起辫子。虽然活脱脱已是“知心妹妹”的模样，但她自己却不满意，反复对照报纸找差距，终于发现，原来知心姐姐的头发多，因而显得蓬松;她的头发少，就显得脑门光秃秃的。她用圆珠笔把照片上的辫子加粗，又发明了新的辫子梳法：先把额前的碎发编成小辫子，再编进大辫子中去，这样一来，头发就显得多了。她又跑去照了一张新的标准照，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不够像。
仔细研究后，她终于发现了“知心姐姐”的秘密：她的亲切的微笑。她开始对着镜子练微笑，练多了，还真的越笑越自然了。
她为自己勾勒出了蓝图：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中国少年报》，当“知心姐姐”。
他们中队的活动也终于成功见报了。那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们响应号召，搞了“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中队活动：搜集资料，演活报剧，给哈瓦那的孩子写信，等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终于如愿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
但是，她的梦想在1966年这年破碎了。那一年，她高中毕业，正赶上文革，大学的校门彻底关闭了。
《中国少年报》也在这一年停刊了。
卢勤下了乡，在吉林省白城地区插队，后来被抽调到白城地区知青办，一直干到了副主任的位子。
她在知青中当起了“知心大姐”，经常帮找对象的人把关，到后来，只要谈15分钟，就能判断出这一对是否合适，十拿九稳。
她在当地结了婚，生了子，“知心姐姐”梦似乎渐行渐远。直到1978年。
卢勤记得那是11月的一天，儿子才出生几个月，她正在做晚饭，一边收听着广播节目《星星火炬》。就在那时，她听到了《中国少年报》复刊的消息。
当选“我最喜欢的专栏”
停刊12年的《中国少年报》，于1978年11月1日复刊了。
文革开始后，姜达雅被打成历史反革命，3年后，因查无实据被解除专政，下放河南潢川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随着拨乱反正，“知心姐姐”的原工作人员先后分配工作，调到了别处，只有她，因为爱人的“反革命”问题还没有结论，仍然在干校等待分配。
因此，《中国少年报》复刊时，老一代的“知心姐姐”里头只剩下她了。
姜达雅成为了“队的生活组”的组长。她笑称，自己被推上这个位置，完全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第一批进入这个组里的，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教育专家的孙云晓。
1978年，20岁出头、只有初中学历的孙云晓，经过中央团校(后改名为中央青年政治学院)的短期进修后，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到团中央机关当干部，二是到《中国少年报》当编辑。
出生于山东青岛、少时家贫的孙云晓此前几乎没有看过这份报纸，但他喜欢孩子，也喜欢写作，因此，选择了去报社。
这个年轻编辑的到来，给“知心姐姐”带来了新的活力。多年后，姜达雅提起孙云晓，仍然赞不绝口，称他是“第二代知心姐姐里最得力的干将、主力军”。
少年报有个传统，每个编辑记者都有自己的对口联系学校，每周要有一天时间去学校里，和孩子们交朋友。“孙云晓每次带回来的故事都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都很佩服他，怎么孩子就愿意和他说那么多事呢。”姜达雅回忆，“孙云晓告诉我说，因为我也是淘气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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