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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红色小说背后的真相

作者:张 伟 来源:《信睿》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4日 点击数: ( 字体: )

 

 
那场暴风骤雨已经从郭长兴、刘福德或老丁太太的脸上消失了。当蒋樾见到他们时,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的这些老人都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他们花白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螺丝店里、轮椅上或是毛主席画像前,笑容腼腆,说话轻而谨慎,仿佛在努力压制着藏在他们体内那段洪水般凶猛的历史。
 
  但往事从没有真正平息,刘福德清楚地记得,地主“韩老六”住着并不是很好的房子,老丁太太则对自己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念念不忘。六十多年前,暴风骤雨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呼啸而过,卷翻了他们生活的元宝村,并从这里涌向全国。当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电影随着新政权传遍全国时,他们都成为一种符号。这个符号试图让人看到的,既有旧社会的苦难和不堪,也有新社会的优越和希望。
 
  也就从那时候起,位于东北一隅的小村汇入了时代巨流,随之起起落落。真实的元宝村和真实的往事都遮蔽在巨流下面,被许多人咽到肚子里。等到2005年蒋樾来到这里,打开录像机时,其中一些往事,已经被带进了棺材里。
 
  但那些还活着的人,却吞吞吐吐张开了嘴。他们翻检旧事,凑出了一个外人从未真正进入过的元宝村,拼出一场暴风骤雨的真实样貌。
 
  工作队
 
  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这里被称作“元茂屯”。这个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地方,正度过暴风骤雨前最后的宁静。离韩老六被批斗还有段日子;后来成为农会主任的郭长兴,此时还是郭孩子,穷得叮当响。那个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还没有进入他的生活。
 
  但风正向这里吹来。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当时中共东北局的决议是: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下发动群众。他们的目的,用纪录片《民主东北》的话说,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
 
  工作队是被一架马车拉到元宝村的。有人记得,时间大约是正月刚过。也有人记得,时间似乎是7月份。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切的回应——这应该是真实的,与此相交错的是另一种复杂情绪。这种复杂情绪在后来讲述的老人们嘴里流露出来:老实巴交、甚至还有点懦弱的元宝村人,对这些陌生人客气而狐疑。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得都并不舒适,需要改变。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暴风骤雨》的主演。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地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以至于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的。“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来月。”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差五就到郭长兴家。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帮他扫院子、挑水,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周立波38岁。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
 
  动员
 
  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当然,这是工作队成员事后回忆的措辞。
 
  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说这话时,刘德福穿着一身整齐的蓝色劳动布衣服。面对镜头,他脸上不时露出生活馈赠的略带油滑的笑容。
 
  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甚至要饭的人,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们。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
 
  “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
 
  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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