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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折腾与被折腾的荒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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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个世界也许对他已经厌倦，实在不想再收留：还不满五十吧，他就匆匆忙忙死了。我的乡下堂姐在她家门前仄逼的院坝上挪了一块地儿，将他的遗骨草草安葬－－这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土堆很小，被潮湿的竹林挤兑着，没有碑，连一块祭奠的余地都找不到。如今满世界搞城市化，那儿的情况一定更糟。很可能，让他灵魂安息的蜗居之所是否存在？如今都成了问题。
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哥。按照族谱字辈，父亲给他取名周继仁，但后来的所有登记表上他从来都是“周照明”。“照明”是他自己取的还是怎么来的？现在谁也不清楚了。我总以为应该是他自己取的。因为他一贯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我行我素到了非常叛逆的程度。按他的性格逻辑，在这世上活了几十年，虽说不上有声有色，却肯定是不缺乏故事的。凡和他共同生活过的，说起他总是喋喋不休又总是摇头。我和他年龄差距太大，一辈子没见过几次，压根儿就没有共同生活过。对于我，他几乎就是一个远远观察过的局外人。记忆最深的，就是妈妈每说起他就会连叹败家子，败家子。对于妈妈的说法爸爸从不表态。因为：妈妈（我的生母）是他的后妈。父亲显然不愿因对前妻儿子的评价而与现任妻子发生不快。还有，二哥给家里带来的麻烦确实太多，父亲无话可说。
二哥的生母、也就是我的前妈，姓钟。钟妈非常争气，过门后一口气就连生两个儿子。只是天不假年，任务一旦完成她便匆匆忙忙走了。我已经想不起她的坟在何方，虽然每年春冬，父亲总是要带着我们去乡下把所有的亲人坟茔都祭扫个遍，可是否上过钟妈的坟，我一点儿印象没有。只是过年过节，爸爸总要叫我们去看看钟家外婆家的。对于孙辈的童年，外婆总是代表着太多温暖的故事。成都有一首儿歌如下：“扯锯还锯。家婆门口有本戏，请外孙，来看戏，没得啥子吃，白面锅魁夹狗屁。”家婆是成都人对外婆的称呼。对于钟家外婆我似乎从未有过什么特别温暖或不温暖的记忆。只记得她家在成都望平正街。漆黑一团的屋里永远点着一盏飘忽不定的清油灯。外婆则蜷在角落的一张竹椅里，好象没力气也没兴趣对谁说话。钟外婆的女儿非常骄傲地为我们周家生了两胎男孩，可他的两个儿子却连一个孙儿都没有给她生出来。两房合伙抱养了一个儿子：这就是我的表哥，小名金生的。两兄弟对各自分享二分之一监护权的小金生，娇惯纵容自然不同凡响。从外婆漆黑一团的厨房后门出来，偏是波光闪烁的府河和铺满卵石的宽广沙滩。每次去那儿，我都喜欢和金生表哥到河边戏水，捡石子。不愉快的总是万一和小伙伴发生摩擦，舅母绝对拿我出气，动辄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河边虽好玩，但我渐渐很少去了。
也许是前一房太顺，所以我的生母情况就很不妙了，过门来一口气连生“五朵金花”。直到第六胎好歹才现了男丁，就是我的三哥周培仁－－关于这个，我们下面再说。
二
钟妈生的老大、就是我大哥，叫周守仁，和明代大儒、心学始祖王守仁（阳明）同名不同姓。听我妈妈说，大哥各方面都十分优秀，可惜正上中学，一场瘟疫来袭，无人可挡的腥红热便让他罹难夭折了。按照现在的婚恋计算法，大哥肯定属于早恋。皆因时代风习：“早栽秧，早收谷，早生娃娃早享福。”，父亲不仅不表反对，而且坚决支持。女方家穷，父亲于是慷慨扶贫，帮她出学费出书费出杂费什么的，使她得已和大哥朝夕共读，连理相通。俩小年轻感情深笃，男友一死，女孩便哭哭涕涕要来我家上门，服侍双亲终老。笃守传统礼仪的父亲理所当然否决。女孩失偶，痛苦万千，于是远走了革命圣地延安：若干年后回来，已经是光荣的共产党南下干部。衣锦还乡，旧情难忘，女干部辗转打听，终于找大炮了我家的新址，非常关切地对父亲说了：
“弟弟妹妹有什么困难？就说吧！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父亲对未婚儿媳的要求再一次断然婉拒了－－这是另外的故事。
还说二哥吧。
前面说了，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周继仁，也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周照明。可长到五六岁了，也没见过他。父亲是从来不向我说他的，只有母亲会对我小声地私下数落。我小，肯定不会传话，不会因为这个影响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其实，对于人际关系，我懂什么呢？什么都不懂。虽然在母亲的介绍中，二哥为我提供的几乎全是反面教材。
我最先看见他是在照片上。家藏照片很少，就薄薄一沓，全放在高高的立柜里。立柜永远被一只大铜锁锁住。里面一定藏有许多秘密：我猜。因此大人打开柜子取东西，我总要顽皮地爬上去翻看，这就发现二哥了。就一张，6吋大小。小伙子戎装笔挺，军官帽，长统马靴，武装带，腰上还别着一把“蹦蹦枪”，真的个英武非常。面对照片上军人，我肯定是没有兄弟亲人感觉的，和在书报上看见的陌生人没任何两样。家里还有一件关于二哥存在的物证：挂在墙壁上的一柄七弦琴，永远蒙满灰尘。我在街口装裱铺的古代诗意画里看过：“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我觉得，一定要年纪足够大，甚至长着长长胡须的人才有资格摆弄这玩艺儿。
可我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二哥，与照片上英姿勃勃的军人、与古画上弹琴的散淡老者简直就两码事！
是一个冬天。天已经黑尽了，他远远地、幽灵一样从暗夜里向我们家走过来：蓬头垢面。拄着拐，短裤破烂，全身慑缩……他是从国共内战的前线逃跑回来的。已到解放前夕，他参加的国民党不知哪一部分军队，去川南泸州送给养，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周照明逃得快，仅受了点轻伤。现在算来，时间应是1949年，当时我已经五岁。那天晚上，正逢我四哥和妈妈正站门口，娃娃眼疾，一下就被颠簸歪斜近逼而来的人吓坏了，惊咋咋躲进妈妈的怀抱，小声叫起来，说：有讨口子来啦！后来，我也就看见他了。
几十年后，他向自家兄弟这样说起这次兵败：那已经不是在打仗啊！只要一听说共产党来了，大伙儿撒腿就往后跑。一路上没吃没喝，就去老百姓地里强抠罗卜硬偷青菜。败兵横直都是亡命之徒，谁敢惹啊？几十年后我在云南农村也听过类似故事，国民党败军跑进烟地，只见得绿油油一片，满以为是大白菜，砍了就煮吃，结果，所有汉子又拉又吐，昏天黑地。二哥当时是否吃过煮烟叶不得而知，但仓皇逃命，饥不择食，肯定什么毛病都会闹出来。爸爸马上找来医生给他看病，又让他洗脸洗澡，换衣换裤。在家调养几日，病一好转，他马上又离开了。
说他“又”离开，因为他从来喜欢天马行空地满世界游荡。大家的印象中，他只有在外闯了祸，要父亲出面摆平，他才会想起回家来。闯祸的颠峰记录莫过于一次跑警报。日本飞机炸成都，父亲带着全家人往郊外跑。回得家来，房子整个儿已经没有了，只剩一片瓦砾。更糟糕的是，二哥也没有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跑前父亲收拾好的一箱子现金，正是交给他提着的。
几个月后，他也是像讨口子一样歪歪倒倒回来的。忍饥挨饿，从陕西勉县一直步行走回成都－－原来，他带着巨款趁乱出走，不知去哪儿买来一辆“道奇”卡车，又去新疆装一车货，梦想回川倒卖，一朝发达。他是不会开车的，只能雇人驾驶。公子哥儿夜半昏睡，开车人已经连车带货人间蒸发。身无分文的周照明只能讨口要饭，千里迢迢回家来让老爸痛揙一顿。
善良的姑妈真替自己的弟弟、我的父亲，也为她幸存的二侄忧心忡忡，暗中牵着年幼的三哥去关帝庙、岳王庙求神问卦，为栓住二哥桀傲不驯的心寻方找路。关云长的坐骑赤兔马乃一代名马，大家都知道；岳飞岳武穆乃金翅大鹏鸟转世，他的白龙马更是十分了得，跑起来神速异常。在神职人员的指点下，姑妈把周继仁的生辰八字写在纸上，庄严而认真地用红线线栓在泥塑的赤兔马和白龙马腿上：据说只要如此一来，周照明跑得再快，也逃不出关帝爷和岳王爷的追寻半径。
凡回成都，二哥总是住舅舅家。这儿说的舅舅就是钟家外婆生的那俩儿子，也就是我叫大舅舅和小舅舅的。大舅舅是杀猪匠。后来在初中语文课本上读《范进中举》，我老喜欢把他和打女婿一巴掌就直叫手痛的胡屠户连在一起。其实大舅舅很忠厚很和蔼，是娃娃我唯一敢爬去身上胡作非为的长辈。小舅舅就不行了。脸上从来没有笑容，手上永远庄严地拿一只畸长的烟杆儿，和阶级教育展览上收租逼债的师爷没什么两样，我很怕他。小舅舅在东大街和三圣街的转角处有一间很小的店铺，如果用几何语言描述，就是一个有90度的扇形。二哥无业可干，小舅舅就在卖香烟的袖珍扇形里切出一个20至30度的面积，让他卖挂面自谋生路。二哥手巧，自己动手用矩形玻璃板制作广告牌：先用油漆写出非常漂亮的美术字，再钻两个眼儿，悬在扇形店铺门前。就因为这几个油漆美术字，我非常崇拜他。另外，晚上他又在扇形外面的人行道摆摊，业务是卖面条和代客冒饭。“冒”是成都的一种饮食加工方式，也即用开水烫。“冒饭”就是帮顾客将自带的冷饭用热汤烫过，撒上葱花、碎芽菜，滴上几滴浆油。一次性收费一分钱。在解放初期整个国家开始经济复苏的困难环境，这种消费方式是很实用的。也是老板维持基本生计的最佳服务方式。
三
我就读的火神庙小学就在三圣街，离二哥的扇形小店最近，因此常有机会去欣赏他的油漆美术字，并领略他相关经营活动的乐趣。只是后来，不知怎的我就再也没看见他的挂面和冒饭了。他何时由从人间蒸发？我一无所知。只记得等我们搬离东升街旧宅，过了很久，他突然又回家来了。依旧像作客，匆匆忙忙来，又匆匆忙忙去，连饭也没吃一顿。这一回，他穿了一身蓝颜色的干部服，按那年月最时髦的标准配置，他还戴一顶同样深蓝色的帽子。另外，他还挎一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他进门后把包放堂屋里，就去里屋和爸爸说话了。他是不会和妈妈说话的。他一进家，妈妈总是避得远远的。
他和爸爸的谈话好象很长，我便有了机会大胆翻看那只鼓鼓囊囊的挎包。使我大为惊喜的是，他的包里公然有一盒尚未开封的上海产“马利牌”水彩。封面是一白一黑两个马头的商标，盒里则整齐排列着十二管小牙膏般的水彩颜料。我像是阿里巴巴闯进了四十大盗的财宝大厅，跃跃欲试，高兴差点叫起来。因为：我从来只能在商店隔着柜台玻璃端详这种宝贝，而现在，你瞧，它们公然真真实实落进了我小小的手板心！那年岁，我对画画正迷得发狂。
里屋的二哥肯定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远远便说了：
“孜仁，你想要，你就拿去吧！”
我怎么也想不起当时是怎么回事，犹豫片刻，公然又惴惴地，把宝贝规规矩矩给他放了回去，而且像闯了祸的淘气鬼，非常狼狈地溜了。
后来知道，这一回，二哥是来向爸爸告别的。挂面生意歇业，他不知怎么就考取了重庆的“革大”（“革命大学”的简称，其实就是培训班）、“军大”（“军政大学”的简称，其实也是一种培训班）什么的，毕业了，被分配去藏区工作。对于这一段历史，哥哥姐姐们还有另一个版本，说他先是去修公路，因为有文化且表现不错，遂送到重庆培训，然后就分去藏区了－－这就是历史啊！哪怕一个与政治利益集团毫无关系的草民，他的故事一旦成为过去，哪怕仅仅几十年，哪怕是在亲人的记忆里，他的个人历史也常常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遑论与执政当局利益攸关的社会历史呢！总之，二哥去了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霍县政府当起了革命干部，这是没有疑问的。
他在遥远的边城小地混得很不错，这一点也毫无疑义。证明如下：后来他曾亲口对我说，大跃进那会儿，县城所有墙壁上的宣传标语和壁画，通通被二哥一人包了圆。他的艺术字和美术水平，绝对声震边地。
接下来有一件事就让人纳闷了：既然牛气冲天，红透雪域高原，为什么他偏偏找不到老婆？这件事也千真万确。那时候，哥哥姐姐的远方来信，爸爸一律用票夹夹好，一摞地挂在墙上。妈妈是文盲，每当爸爸出了门，妈妈总要抓紧时间让我取下来一封封读给她听。二哥来信也不例外。因此，读哥哥姐姐的来信成了我的必修功课，也成了我了解天南地北亲人情况的主要管道。我上初二时二哥某一来信的主题，就是要父亲给他在成都相一门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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