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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旋律到萎靡曲：百年华语歌曲的天路历程
相对于多层次的古典音乐和交响乐，简单二维的歌曲是最平民最通俗的艺术形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诗歌是人类的启蒙艺术。诗歌融合了音乐，就成为歌词。或者说，单独从文学角度看，歌词本身就是诗。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最早的《诗经》到《离骚》，从汉乐府到唐诗，从宋词到元曲，都是与音乐融合的韵文，即歌词。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歌词启蒙者当首推李叔同，他为外来的曲调填上新词——《送别》。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和徐志摩的《海韵》等都是用白话自由诗写成的现代歌词。1949年之后，华语歌曲在红色恐怖下的大陆和自由的港台分道扬镳，开始不同的发展走向。
在大陆的前30年，歌词基本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专门豢养的职业文人（文联）写作，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统治需要，从宣传婚姻法、歌唱三面红旗、歌唱人民公社社教运动，直到“文革”中登峰造极的“语录歌”。这些“高强硬响”的主旋律大多缺乏个性和主体意识，主要抒发“劳动人民”对于“永远光荣正确的党”和“大救星毛主席”的感激和颂扬——“我把党来比母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在这种养狗体制下，音乐作者可以靠一首歌荣耀一生，歌手活一辈子也只唱那么几首歌。
在毛万岁生理死亡后的1980年，以《乡恋》和《军港之夜》为代表，温情脉脉的抒情歌曲与当时的“星星画展”、“朦胧诗”一起，冲破重重政治黑幕，体现了久违的人性和文化终于回归大陆社会。
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华语流行歌曲之集大成者，来自台湾的邓丽君代表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年轻的台湾音乐人叶佳修、罗大佑、侯德健等人以校园民谣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尽管他们的歌词风格依然是1930年代诗歌的回归，显得清新、纯朴，但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批判精神却不曾在社会层面上得到关注。同一时期，刘文正、龙飘飘、韩宝仪、蔡琴、徐小凤等所演唱的歌曲同样属于一个遥远的时代。
以1980年代《歌词》杂志创刊和侯德健来到大陆为标志，新的创作理念影响了一大批词作者。特别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音乐观念，充分体现了欧美音乐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态度。比如《鹿港小镇》和《之乎者也》。
一场以献给世界和平年为名义的音乐演唱会宣告了大陆歌曲创作群体的全面崛起。而崔健的《一无所有》则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摇滚音乐的时代。《一无所有》也以其巨大的文化冲击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随后一批崔健的早期作品在大陆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反响。
崔健的历史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了一种冲击和文化反叛，更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视角和生活态度。虽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崔健被过分的意识形态化了，但他的作品真正的意义在年轻的一代人中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误解。《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花房姑娘》、《假行僧》、《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等作品构成了崔健作品中最具有文化含量和时代意识的部分。在这些作品中，他广泛地涉及了人性与文化、个性与社会、性与生存状态、现代化与人性的冲突等题材。他的结论或许并不重要，但他的创作状态和独立话语却造成了歌曲创作领域的革命。崔健的动人之处或许是其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行为与思考上的不妥协态度。正因为如此，他的许多歌曲都被官方禁止公开演唱。
崔健、陈哲等一代歌词作家代表着对传统歌词创作的一种反叛。他们也是极其自负的一代。但是，他们赋予自己的使命是企图让歌曲这条小船载动历史、人性、变革、图新等许多愁。他们的创作相对于传统创作是一种反动，但同时对于正在迅速城市化的年轻受众也是一种反动。换句话说，他们反对“高强硬响”，但他们的创作走上了同样的不归路。他们的骨子里仍然是相当贵族化、精英化的。物极必反。之后“高强硬响”的“西北风”彻底葬送了大陆音乐创作的一片繁花。
央视春晚的出现，使蓝眼睛的费翔占据了全国所有的橱窗玻璃，甚至人们将大兴安岭的大火也归功于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198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八点半》又使一首《跟着感觉走》风靡全国，成为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卡拉OK伴奏。随之而来的军事镇压，使这首歌曲和其他民间的声音一起陷入沉默。
在“囚歌”系列在突然涌现的个体户商铺里日夜回响的时候，齐秦和他的《狼》以种难言的青春悲怆俘虏了大陆年轻人的心。从此以后，大陆流行音乐开始向青少年亚文化回归，这也是向流行文化自身的回归。海外华语歌曲卷土重来，这时早已弱化了罗大佑、李宗盛等人早期的批判风格而完全都市化了，这是另外一套不同于前人的话语体系。代表人物有姜育恒、王杰、赵传等。
郑智化的《水手》、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和童安格的《中国帆》等等，这些作品中隐含着强烈的后现代倾向。郑智化显然从卡夫卡那里继承了一些什么，或许应该说，他与卡夫卡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这种相似并不体现在创作手法上，而是性格与立场上的一些特征，比如：忧郁、敏感、个人化写作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立场。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我的床铺很大我却从没睡好/我害怕过了一夜就被世界遗忘/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在台北的马路上迷失了我的脚/没有人在乎我这些烦恼/每个人只在乎他的荷包/
我常常喝着可乐，我吃着汉堡/只是心中的空虚饥渴无法填饱/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是不是学会了放弃思考/这样的我才能够活得很好/头壳坏掉才能够活得很好”
——《中产阶级》
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阶段，励志暴富的现代神话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心理层面，李嘉诚成为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偶像。许多歌曲刻意展现城市美好的一面，而对其阴暗面却略过不提，而这首《中产阶级》却立足于批判。郑智化尖锐的指出，城市不是人的天堂，而只是欲望的天堂。
郑智化是一个强烈关注现实的作者，其《蜗牛的家》批判了非理性的房地产危局。10几年后，作为“房奴”的我们现在听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
郑智化写过很多忧伤的歌，如《把感情收藏起来》、《让风吹》、《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单身逃亡》、《离开这座城市》、《告诉我》、《我是风筝》……正是因为郑智化的忧伤是内在的，所以他的有些歌曲即使没有明显的批判现实的立场，但也颇能以情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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