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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样板戏：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政治悲歌
【摘要】样板戏的历史早已走向终结，但由样板戏留下的意识形态对后人的影响却弥足深远。其剧情中所展现的矛盾，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都是完全不可调和的。既然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终极解决”——革命就成为了唯一手段。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写下这番话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走向失败之际，4月12日即爆发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8月南昌起义，中共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全面展开。后来，毛泽东这句话独立成“语录”，在“文革”期间广为流传。
革命色彩在艺术上的反映，集大成者莫过于“样板戏”。“样板戏”不仅反映了其艺术特征，也同样反映了历史特征。
样板戏意识形态的由来
样板戏按历史阶段分类，反映抗战的是《红灯记》、《沙家浜》；反映国共内战的有《杜鹃山》、《红色娘子军》（舞剧）；反映解放战争的是《智取威虎山》；反映“抗美援朝”的是《奇袭白虎团》；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是《龙江颂》、《海港》。八个剧目为数不多，基本与党史同步。
既是“革命”，就需要一个绝对和充分的理由，否则革命就会丧失其合法性——“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即意味着社会将面临重大转折，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和30年前的改革开放，都具有“绝对和充分”的理由，就是满清政府无可救药的腐朽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但上世纪60年代，虽然中国依然落后，毕竟已有了百年左右的工业化进程，社会组织较农业社会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形下倡导“革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社会矛盾不激化到极致，革命就不会有澎湃动力，因此，就必须在复杂广泛的社会谱系中简化社会阶层，强化阶层冲突，正如当代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所说：“现代意识形态常常设定一个敌人，并以此解释所有的罪恶”。但个体间的相互侵害无法构成“革命”的要素，老板欺压员工，员工报复老板，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这种对立必须扩大到社会全体——当矛盾具有了普遍性，往往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日常手段都已用尽，尤其意味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法律和民俗的双重失败，唯有此，革命才能顺理成章地进行，才能拥有名副其实的借口。
样板戏意识形态的剧情表达
样板戏中始终给观众呈现出尖锐对立的双方：一面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另一面则是“被革命”的一切反动派。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但普通民众不懂得这些——他们并不与生俱来地具有阶级意识，比如《杜鹃山》中的雷刚。
雷刚与毒蛇胆之间的仇恨原系私仇，他为反抗毒蛇胆的欺压拉起山头，组织了农民自卫队，本质也是私人性质的武装——当初并没有什么“为人类求解放”的宏大理想，仅是一种简单而极端的复仇。自柯湘来到这支队伍担任起“党代表”，对雷刚进行了循循诱导、反复教育后，雷刚与毒蛇胆之间的冲突就被上升到“阶级”的高度，不再是个体间的冲突。这样，毒蛇胆就不仅是雷刚的个人仇敌，更是整个农民阶级的共同敌人了。雷刚成为无产阶级被压迫的代表，毒蛇胆则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革命由此具有了普遍意义。
只有提炼出阶级性，革命才可能成为理所当然的前提，类似情形在《红色娘子军》和《智取威虎山》中也有出现。像吴清华、李勇奇、猎户老常这样的普通群众，都不是一开始就具备阶级意识，他们的愤怒、仇恨和反抗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经过宣传、开导，群众才提高了认识，仇恨渐渐升华，形成阶级对立。
《杜鹃山》的故事发生在1928年春，《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发生于1946年冬，相隔近20年。20年时间里，民众的阶级意识并没有得到有效增长，我们也无法想象20年代的“雷刚”与40年代的“座山雕”会联袂演出一场“阶级压迫”的大戏来。在20年代末，雷刚认识到这是一场阶级压迫时，是在经历了“情深如海”和“铁窗训子”（剧中的两场戏）之后。到了1946年底的夹皮沟群众，同样没有把苦难与阶级联系在一起，没有意识到这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通过杨子荣的“深山访贫”，加之参谋长的“发动群众”，群众的阶级意识才升华了。而参谋长是在营救李勇奇母亲之后才赢得李的信任的，所以阶级意识的升华并不一般地产生于阶级对立之中，同时也来自亲情感化。
民众的“阶级意识”即便到了1963年也依然如故。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渐入佳境的年代，国家刚刚从3年大饥馑中复苏，呈现出一派热情建设的景象。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肃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在具体事件中，不仅民众，包括一些基层干部的“阶级意识”也没有想象中强烈，甚至还有所倒退——它无法满足“阶级斗争”的理论要求和领袖号召。没有阶级斗争意识，革命无以为继。
《龙江颂》和《海港》的故事都发生在1963年。《龙江颂》中的“后山”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需要淹没龙江村长势良好、丰收在望的良田，方可引水抗旱。龙江大队大队长李志田就显然缺乏阶级意识，因为他不知道后山不仅有9万亩稻谷，更有自己的阶级弟兄。“阶级敌人”企图利用他薄弱的阶级意识达到破坏后山抗旱的目的。《海港》也是如此，在援外散包中发现了玻璃纤维后，装卸队队长赵震山和青年装卸工人韩小强的“阶级意识”更加不堪，尤其是韩小强，对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大发牢骚，毫无认同，以致扔掉了工作证。直到马洪亮几乎声泪俱下地对他现身说法，韩小强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这里，阶级意识的觉醒也并不来自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而来自人类的自然情感——亲情——马洪亮正是韩小强的亲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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