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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的文革“殉道者”：坦白也从严
漫长的铁窗生涯中，有两条毒蛇日夜不停地缠绕着你——一条叫寂寞，它啮咬着你的心灵；一条叫饥饿，它折磨着你的肉身。
四年多的时间里，曾和我同住过一个监号的犯人先后有上百个，大都是萍水相逢，过后即忘，但有一个人在和这两条毒蛇的搏斗中都有令人吃惊的超常表现，让我终身难忘——不要误会，不是敬佩，而仅仅是惊讶。
他叫裴和阳，是许昌县椹涧公社的青年农民——准确点，应该说他是个“返乡知青”。他是“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这是那时他所能获得的最高学历，因为当时所有大学都停止招生了。那种在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中的造反经历，不也是一种特殊的学习和训练吗？他可以说是那场“大革命”的“科班毕业生”和直接产物。强调这一点很有必要，非如此，便不能理解和解释此后他的人生轨迹和悲剧下场。
裴和阳回村后，以他在村中的最高学历，和他对“文革”话语的熟练掌握，受到村中掌权者的青睐。他没有去当个“普通劳动者”，而是当上了村广播站的编辑兼播音员。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可是个美差，既不受风吹日晒，又风头十足，天天让自己的声音覆盖整个村庄，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享受？大约相当于现在电视台的主持人吧。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转播“两报一刊”的社论和当天的重要新闻。其余的时间，放放“样板戏”的唱片和“红歌”的录音，偶尔也会广播几条村里的通知或村干部的讲话，倒也不费他什么劲。最让他得意和热衷的是，他还可以自己动笔写点“大批判文章”，写完了在大喇叭上一念，好歹也算是一种发表啊。内容倒不发愁，“小报学大报，大报学梁效”，跟风学样就行，不会有多大差错。
“裴大眼”（这是他的外号）的幸福生活让村里好多年轻人艳羡不已。
但是，好景不长……
1975年的秋天。一天上午，我所住的监号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身材消瘦，但服装还算整洁的年轻人抱着被褥走了进来。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大大的，稍微有点凸出，眼神充满了迷乱和困惑。他站在门口，半天一动不动，似乎搞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送他进来的看守对我说：“给他讲讲看守所的规矩。”说完就锁上门走了。
这就是裴和阳。
问他犯了什么罪，他半天不吭气，最后低声说了句：“他们说是流氓罪。”然后两颗大泪珠从脸上垂落。
“让人家抓住了，还是被别人检举了？”同号的几个犯人兴奋起来，连连追问。这些人对强奸、通奸、流氓之类的“黄案”特别感兴趣，进来个这样的犯人，非问个底朝天不可。
但裴和阳的回答让人意外：“没人抓，也没人检举，是我自己交代的。”
经过几天的反复盘问，我才慢慢弄明白他进来的原因。
“文革”一开始，经常举行“斗私批修”会，像宗教的“告解”仪式一样，人人过关。这一套仪程，连裴和阳所在的农村也不能例外。
上级的要求是每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公开坦白和批判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做到“亮私不怕丑，揭私不怕疼，斗私不留情”。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对领袖“献忠心”了的检验尺度。
但这一套说辞太高深了，农民们哪里听得懂？结果一连几个晚上，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发言，发言的也是东扯葫芦西扯瓢，说得不上纲也不上线。驻队干部到公社一汇报，村革委会主任就挨了批评。
主任找到裴和阳：“你是高中生，在外面见过大世面。这私怎么斗，修怎么批，你带个头，给大家做个样板，好吗？”许诺这个头带得好，可以考虑介绍他入党，并推荐他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去参加全县的“讲用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无法明白，这在当时是多大的荣誉，也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我认识一个当年曾在全省巡回做“讲用报告”的人，从此踏上仕途，后来青云直上，最后当上了省级高官。）
如此的器重，如此的荣宠，如此的诱惑，怎能不让年轻的裴和阳血热心动？他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用了几天的时间，他精心地准备了个发言稿。讲了自己如何向往城市生活，不安心在农村劳动；如何公私不分，把广播室的灯泡拿回自己家；如何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穿衣打扮都和农村青年不同……但看来看去，总不满意，觉得挖得不深，批得无力，无法起到震撼作用。
那时广为宣传的斗私批修典型——门合同志——的一句话给了他启发：“别人知道的要挖，别人不知道的更要挖出来！”也就是说，要把“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最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挖出来，才算是达到了“三忠于、四无限”的高度！
他最见不得人的、最肮脏的隐秘是什么呢？
——是想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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