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混乱缺失的中国还能走多远

1966年，在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预演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进入了阶级斗争风暴的最高潮。中国沸腾了，中国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海洋。在这个红海洋里，资产阶级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被彻底打倒了，亿万人民把革命的目标提到了“解放全人类”的空前高度。全国到处响彻歌颂毛泽东的革命歌曲。典型的宗教式的“三忠于、四无限”，“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成为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式。亿万人对毛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达到了顶点。对毛和毛的思想的信仰成了完全的宗教。毛泽东成功地在中国引爆了“精神原子弹”，精神与信仰的力量显现出来的巨大威力震撼了全世界。 

 

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垮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停止了；建国以来以反复辟为目标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终于落下了帷幕。今天，当我们回顾那个疯狂的年月时，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狂热的、失去了理性的“革命”毁灭了无数人的青春、生命，毁灭了无数家庭，吞噬了无数忠于它的优秀儿女。所谓的“革命”，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地地道道的浩劫。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无论这场“革命”多么错误，参加这场“革命”的人是真诚的，他们的信仰是虔诚的，他们的虔诚与真实几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正是这种对主义、领袖、党和国家的宗教徒式的绝对信仰被过度透支与滥用，导致了后来中国人的信仰缺失与玩世不恭。经历了太久的政治高烧之后，人们厌倦了，累了，需要休息。尽管毛的遗产是丰富的（在毛去世30多年后，国内还有人在努力恢复对毛主义的宗教式信仰，毛主义甚至指导尼泊尔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但连年的政治运动与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到处都是供应不足，中国处于极度的物质匮乏之中。人们对毛的信仰迅速退热，毛泽东逐渐走下了神坛。

 

1978年，邓小平顺应亿万人民的要求，果断地改变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主题词，用“改革开放”取代了“阶级斗争”，把中国带入了新时代。这是近代中国又一次历史性的社会转型。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南巡，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亿万中国人在经历了14年的市场经济的启蒙教育之后，开始真正投入到改革开放中来了。“十亿人民九亿商”，中国从上到下的每个层次都动起来了。如果要问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中国人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你——“致富”！全国人民要发财、要致富，所有人都希望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美好前景吸引和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人们信仰的核心，但中国人并不缺少信仰，“改革开放、中华腾飞，团结起来奔小康”就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信仰的真实写照。 

 

然而，改革毕竟是利益调整，建立在追求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信仰效用是短暂的。如果说，毛泽东把中国人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宗教化信仰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并没有能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宗教化信仰。这不是因为人们对追求物质财富不向往，恰恰相反，要把“发财致富”作为一种毕生追求的“事业”，缺乏“神圣性”；为“致富”而献身毕竟不是牺牲，在道德上、精神上不会得到升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如果没有高尚的动机与慈善的行为，只能说是地地道道的“金钱拜物教”。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相继更换了二次领导人。亿万人民对新时代的美好憧憬，很快就被利益分配不公的严酷现实击的粉碎。某些权贵集团与掌握资本资源的新生阶层相互勾结，疯狂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贫富分化与官员腐败以惊人的速度与规模蔓延；以单纯追求GDP增长指标、掠夺资源、污染环境为特点的中国经济发展，在创造财富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利益冲突。富起来的中国人突然发现，中国社会在精神上、信仰上出现了巨大的赤字，“钱不是万能的”,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物质的丰富解决不了精神的贫困。许多有钱人甚至哀叹自己“穷得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钱了”。人们普遍认识到生活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钱。人们需要富起来，更需要富裕之后有意义的生活。如果生活的目的不是钱，又是什么？当人们经历了太多大起大落的剧烈“折腾”之后，传统的政治教科书已不再具有任何说服力了。信仰问题悄然无声地显现在了人们面前。这一次，对于个人来说，是选择哪一种宗教或思想、学说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则是选择什么信仰作为凝聚13亿人的信心与意志，能让整个民族真诚投入为之心动、为之牺牲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显然，马恩列斯毛最为强调的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过时了；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消失，以“解放受苦受难的全人类”为目标的“无比壮丽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进入了低潮；“金钱拜物教”是腐蚀剂，也不能用。2009年，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之后，中国需要回答“我们信什么”的问题。

    

    五、解决之道——信仰创新

    

事实上，人的思想没有真空，当官方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千百万人的自觉信仰时，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寻找替代品。近年来，各种宗教发展迅猛，原因很多，但官方信仰苍白无力，“党员不信党”，大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除了传统宗教发展迅速之外，新兴宗教与各种精神信仰的替代品也很有市场，宗教的兴旺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不能用“西方宗教势力渗透”、“文化教育落后”或“骗子遇到了傻子”的说法去解释，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对待宗教，应该如何实现信仰创新，是中共自身建设的当务之急。 

 

面对严峻的现实，重温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宗教信仰的理解，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梁启超认为：人不可无宗教。从最下等的崇拜无生物、崇拜动物算起，直到最高的有神论、无神论，都是宗教。无论你信仰的对象是山、水、树、花、鹰、蛇、上帝、天堂、净土、老子、孔子、吕祖、济颠、关公、摩西、耶稣基督、释迦牟尼、马克思、拿破仑。只要你对一种事物有绝对信仰，就成了信这个事物的宗教。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宗教，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叫“马克思教徒”。梁启超强调了一个的观点：信什么不重要，有无信仰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