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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从信仰危机到精神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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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潘晓笔名问世于《中国青年》的那篇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可说是当代中国信仰危机的一个象征。从那个时候起,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就伴随着一个如何走出信仰危机的问题,以重构中国人的信仰及其精神关怀。
 
  30年的改革开放走过来了。肇始于30年前的那种信仰危机,迄今已大大改观。如今中国人的信仰自由,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与实践的可能。在社会变迁的催化之下,中国人的信仰观念与信仰模式发生了许多变更,信仰关系的分化组合,使当前中国人的信仰构成具有了多元化、多样性的诸多特征。从此角度来说,中国人已经走出了信仰危机的阴影。无论是道德信仰、文化信仰,还是社会信仰、民间信仰或宗教信仰,中国人已经能够多样选择、多元表达。这说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人的信仰选择和信仰实践,已经具有了巨大的承载空间与表达能力,那种认为大多数中国人缺乏信仰的简单说法早已过时了。
 
  然而,经过细密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笔者却发现在此信仰自由的背后,构成了另外一个与此紧密联系的问题,那就是这种信仰的个人化、甚至是私人化的取向,导致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危机。
 
信仰与宗教的差异
 
  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但宗教无疑会包涵信仰;信仰危机涵盖了宗教危机的某些内容,但信仰危机的解决,并不等于宗教危机的解决。
 
  此处所言信仰,指的是个人作为信仰主体而选择的终极关怀形式;而宗教则是以信仰为纽带的群体信仰结构,具有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制度化的信仰实践。用一种专业术语来加以表达,前者是“伦理性的信仰模式”,后者是“规范性的信仰模式”。规范取向的信仰模式,要求遵守一种以该信仰为核心的价值准则,其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所有人而选择、建构;伦理取向的信仰模式,则是一种个人的、私人的价值要求,仅仅是少数人选择的信仰方法,对于其他人不具有约束功能。
 
  因此,规范性的信仰模式,希望建立一种制度化的信仰规则与价值系统;伦理性的信仰模式则强调信仰与自我的关系,致力于把自己修炼成为该信仰的主体。
 
  由此看来,30年前开始担忧、迄今尚有顾虑的信仰危机,指的就是这种规范性信仰的危机。特别是在“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社会开始走出以个人崇拜、全民一个信仰的时代之后,中国社会似乎表现为“信仰真空”,精神乏力、信仰缺乏主导、固有价值体系所具有的吸引力弱化等等,强调的是信仰规范功能的丧失。可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促使中国人在信仰选择层面,呈现了一种多元化现象,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大多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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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向平 来源:《南风窗》 发布时间:2010年0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