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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
周天子确实跟各路诸侯订了盟约。这决非自由选择的结果，毋宁说是政治妥协的产物。
礼治，是自上而下维护统治秩序的；法治，则是自下而上保护公民权利的。
孔子也只能提出，君臣虽不平等，却必须对等。
君臣，是“契约关系”吗
最近，读了秋风先生的一些文章，比如《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2011年1月24日《南方人物周刊》）。总的感觉，是秋风先生对先秦政治史和思想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很睿智，也很深刻，确实振聋发聩，引人深思。遗憾的是，有些话说过头了，有些话说太满了，还有一些则纯属想象，近乎神话。结果，在秋风先生那里，便高论迭出，也怪论迭出；妙论迭出，也谬论迭出。
比如秋风先生将教科书上的“封建社会”，称为“人类学术史上最离奇的一个概念”，我就完全赞成。什么叫“封建”？简单地说，就是天子分天下为若干“国”，指定国君（诸侯），世袭；诸侯再分“国”为“家”，指定家君（大夫），也世袭。前者叫“封土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合起来简称“封建”。这样的制度，就叫“封建制”，也叫“邦国制”。西周、东周、春秋，都是邦国时代。战国，是“半邦国时代”，即“帝国的前夜”。秦汉以后，进入帝国时代，不再“封土建国”（个案例外），怎么还会是“封建社会”？笑话！
不过，秋风先生说，封建时代（即邦国时代）的君臣，是自由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关系”，恐怕就更离奇了。众所周知，契约，是立约双方根据自己的真实愿望和自由意志，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这里说的“自由”，包括以下内容：一、他可以选择与张三订约，也可以选择与李四；二、他可以选择订约，也可以选择不订；三、订约以后，如果双方同意，还可以解约。那么请问，比如孔夫子，能够做这样的选择吗？
秋风先生认为可以。因为孔子可以选择鲁公为君，也可以选择其他诸侯，比如齐公或卫公。这种选择是双向的、自由的。选择以后的君臣关系，也是可以解除的。比如孔子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原本打算聘用他，后来又反悔，孔子也就回国，谁也不欠谁的。又比如阳虎要孔子出来做官，孔子不肯，阳虎也没办法。再比如，孔子受聘于卫出公，但一言不合，就离开卫国，同样谁都不欠谁的。这样看，秋风先生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他说孔子那会儿，没什么“爱国主义”。孔子愿意定居鲁国，多半因为“周礼尽在鲁”，也对。
但我们不要忘记，孔子不讲“爱国主义”，是因为他讲“天下主义”。天下，才是他心之所系。实际上，当时在“家”（大夫领地）、“国”（诸侯领地）之上，还有“天下”；在家君（大夫）和国君（诸侯）之上，还有“天子”。天下才是最大的“国”，天子才是最高的“君”。你可以不爱鲁国，却不能不爱天下；你可以不臣于鲁君，却不能不臣于周王。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夫子，他能够选择不做“王臣”吗？伯夷和叔齐，不就因此才饿死在首阳山吗？那可不能叫“自由选择”，只能叫“死路一条”。
由此可见，封建时代（即邦国时代）的君臣，从根本上讲是不可选择的。不但周天子与周臣民，就连许多次一级、次两级、次多级的君臣关系，也都不可选择。我们要问，君臣关系的社会基础、理论基础和心理基础是什么？父子。君如父，所以叫“君父”；臣如子，所以叫“臣子”。没有“父父子子”，就没有“君君臣臣”。请问，父子是契约关系吗？当然不是！父子关系是可以选择的吗？当然不能！那么，以此为基础的君臣关系，难道就可选择？当然也不能。别忘了，封建制，是由宗法制来维系的；而宗法制的核心，则是“嫡长子继承制”。有继承权的，就是君；没有的，就是臣。家、国、天下，都如此。君臣关系，几乎刚一生下来就规定好了，根本就没得选。
更何况，周天子也并非天下人之所选举。他的王位，他的天下，都是他按照“丛林原则”，用拳头硬打出来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伐纣战争”，秋风先生莫非也要否认？当然，战争结束以后，周天子确实跟各路诸侯订了盟约。诸侯们奉他为“天下共主”，他则为诸侯们“封土建国”。但这决非自由选择的结果，毋宁说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因为参加“伐纣战争”的，不但有周武王的兄弟子侄，还有非姬姓的其他部落和部落国家。他们都要分享胜利成果。就连战败国（殷商），也要安置。周武王自己，又没秦始皇那么牛，可以一口吃了那胖子。这就只能“排排坐，吃果果”，只能“以土地，换和平”。说得难听一点，这跟黑社会的坐地分赃，其实没什么两样。与法治社会之契约，其差别更不能以道里计。秋风先生以契约精神说君臣关系，岂非“猴吃麻花——满拧”？
礼治，是“自由的保障”吗
由于把封建（邦国）时代的君臣，看作自由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秋风先生进而宣称“礼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理由，是认为“礼为君对臣可以行使的权力划定一个界限，从而划出一片属于臣的自由空间”。
这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大可商量。没错，西周、东周、春秋，臣与臣民，确实有较大的自由度。比如诸侯如何治国，天子是不管的。大夫怎样齐家，诸侯也不管。但这固然是盟约所定，更是情势使然。那么大一片土地，以当时的条件，周天子就算想管，恐怕也鞭长莫及。何况某些诸侯，比如楚人，原本就有自己的地盘。他们的国家，其实是自己建立的。周王的“封建”，实在是“顺水人情”。那好，既然管不了，不如“抓大放小”。只要诸侯们承认他的“共主名分”和“至尊地位”，也就拉倒。剩下的事情，不妨让各人自己打理。至于各国诸侯与大夫，原本就是一家子，自然也不难做到“君臣共治”和“家国自治”。
显然，封建也好，礼治也好，“划出自由空间”也好，都是妥协的结果，而妥协的前提是实力。周天子实力最强，却又没有强到可以独吞天下的程度。这才制定出一个既“利益均沾”，又“尊卑有序”的方案。这就是“封建制度”。要维护这个制度，并保证大家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地和平共处，就必须有游戏规则，也必须有贵族精神。这又有了“礼乐制度”。至于领地、爵位、血统、财产的继承，则依照“宗法制度”。这就是西周三大制度（宗法、封建、礼乐）的秘密，也是周王朝延续八百年之久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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