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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衰败、信任危机和中国的社会暴力化
但很荒唐的是，司法在中国往往成为最便宜的东西，似乎可有可无。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藐视司法，把司法当儿戏。这里主要是司法的政治化问题。法的特性是一致性和普遍性，即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政治化的特性就是多样化和特殊性，不同的人在法律面前有不一样的待遇。如果有钱者可以通过钱、有权者可以通过权来把司法过程政治化，无权无势者则可以通过花样繁多的形式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包括自杀）来求助问题的解决。这正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形。
司法不公正必然产生对司法的不信任。中国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担忧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最近因为“两会”将近，《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联合推出大型网络调查，截至2月11日，在给出的十大问题中，“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和“个人收入”分别居于第一、二、三位。这和往年人们最关切腐败、改革等问题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倒不是因为腐败和改革这些方面有了进步，而是因为近来社会公正每况愈下。可以说，这三个领域都和社会公正有关。“司法公正”位居第二更是说明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因为多年来的司法衰败，中国社会已经濒临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无政府状态已经成形：政府依靠“维稳”来维持秩序，而社会则依靠暴力甚至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正义。
司法政治化的恶果
司法衰败是司法政治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对暴力的诉求，只是对党政官员藐视司法的反应。也就是说，执政者要对司法衰败负责。尽管改革开放一开始，执政党就马上强调法制和法治，但很多官员至今对此还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法治意识。无论从积极面还是消极面来看，都在促使司法的政治化。可以举两个性质不同的例子来看。第一是“严打运动”。在一些阶段，一些犯罪行为多了起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这个时候，从秩序建设的角度来看，严打成为必要。很多国家也会这么做。但在中国，严打不再是司法的动员，而是政治的动员，政治替代了司法，破坏了司法。历次严打因此产生了很多的司法不公。另一个例子是司法领域的先进人物评审。这样的评审也不是不可，但主要的目标应当是增进和强化司法人员的专业精神。不过，这个过程往往牺牲的恰恰是专业精神。评审的过程使得司法的过程演变成为政治的过程。司法领域的GDP主义（即要求司法人员的办案“效率”）更是糟蹋了司法精神。
而促使党政官员藐视司法的根本制度因素，就是执政党本身不是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每一个组织（包括政党）都会有自己的纪律和行为规范，任何成员违反了这些纪律和行为规范，就要受到惩罚。这是最正常不过了。不过，无论是纪律、行为规范还是惩罚，都不能和国家的法律相悖。法律具有普遍性，而组织的纪律和行为规范则具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必须从属于普遍性。很简单，任何社会成员，不管其属于哪个组织，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但在中国则相反。“党纪国法”中“党纪”先于“国法”。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执政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在行为领域这种排列次序，阻碍着法制的有效性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司法衰败和社会不信任已经使得各种社会互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司法的衰败导致人们谁也不信任司法，都想用政治手段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司法的信任危机、司法的政治化反过来加剧司法的继续衰败。如果继续下去，可以确定的就是大面积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人人都没有安全感的“自然”状态。
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除了容许司法相对独立，没有其它任何办法。实际上，从政治上看，司法独立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对老百姓来说，诉诸暴力是没有其它任何选择之后的最差选择。很简单，诉诸暴力的代价非常高，甚至是生命。只要司法能够保障基本的公正，司法还是老百姓的最佳选择，以及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对统治者来说，如果没有司法这一中间地带，就要直接面对人民。任何政权不管其暴力机器有多么强大，光靠暴力来统治，最终都会被人民所推到。司法独立，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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