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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遍天下：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编者按：在中国的外交语汇中，有一个特殊的称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南方周末记者检索了1949年至2010年的《人民日报》并加以统计，寻找如下问题的答案：有哪些人被中国官方认定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何以跻身老友行列？中国政府和人民又是如何维持友谊的？
从“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变迁亦可一窥新中国外交的轨迹。
过去六十余年，共有601人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来自五大洲123个国家。
早年，反帝、反殖、反侵略是辨识“老朋友”的依据。而“随着中国外交不断走向务实，‘老朋友’称呼的意义也逐渐淡化”。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 （梁伟驰/图）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历年出现频次
有这样一群外国人，大多数中国民众一辈子未曾与他们谋面，但这些人的名字一旦出现，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脑中都会条件反射地出现一个称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些“老朋友”包括了埃德加·斯诺、西哈努克亲王、基辛格、李约瑟、萨马兰奇……
“中国人处理外交关系往往从感情、关系出发，羞于谈利益，而是代之以朋友的称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老友”遍天下
601人——这是过去六十余年间被《人民日报》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国际友人总数，他们来自五大洲123个国家，可谓老友遍天下。
第一次老友之称出现在1956年，获得者是加拿大人文幼章，从1930年代开始他就在中国办学，并始终支持中国革命。
不过，601位“老友”绝大多数是在1977年之后才获此称号的。1979年，该称呼的出现频率出现了第一个波峰。“在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时，或者在对外关系遇到困难时，都需要老关系、老朋友的帮助。”张清敏说。
从国籍看，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日本人最多，达111名，是排名榜眼的美国人的两倍多。排名三至五位的分别是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
有意思的是，南方周末记者同时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为关键词在数据库中检索，发现“伤害感情”次数排行，日本、美国亦分列前两位。
张清敏认为，老友最多的国家也就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国家。在大国中，唯有俄罗斯的老朋友不多，“这是因为我们和前苏联曾经是同志、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是亲于、高于朋友的，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也便不谈朋友。”
当然，个别小国也有重要的老友，例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又如两位非洲“铁友”——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和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日本人占据了日本老友的很大一部分，他们还被冠以另一个称呼：“中日邦交正常化掘井人”。在掘井人序列中，企业家冈崎嘉平太最受推崇，他共被以老友身份提及22次。日本首相亦有很大几率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72年到1996年，共有14人担任过此职，其中10人都获此称谓。
事实上，在601老友名单中，各国政要是比例最大的群体。除了如基辛格、尼克松这种邦交正常化的开拓者以外，曾经访华若干次的国家领导人也往往被中方冠以老友的称呼。
但这并不影响经济、文化领域老友的存在。被传为中国外交佳话的“乒乓外交”、“芭蕾外交”等都需依靠文艺、体育界的老朋友。
从革命同志到生意伙伴
中国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到过延安。因为抗日战争，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与“中国人民”结缘。一批苏联志愿航空员曾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后来，这个航空队的队长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比军人更多的是医生。除了人尽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根廷、美国、英国等国均有医生来到中国的战场救死扶伤，并结下友情。
还有一个老友群体是外国记者，他们向外界报道神秘的中国，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世人知晓。外国记者中最有名的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被并称为“3S”，1984年，中国专门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原外交部长黄华任会长。后来，这一机构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
与斯诺等记者类似，荷兰导演伊文思也被视为向世界正面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的好友。他1938年来到中国，拍摄了关于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从此开始了与中国人民的五十年友情。他还曾经托人把一部手提摄影机送给延安电影团，这部摄影机现在藏于国家博物馆。
还有一些人，虽然未曾在革命年代到过中国，但因为与共产党领导人的友谊而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法国生态学家勒内·迪蒙早年就曾结识了蔡和森、邓小平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这段发生在异国的相遇成为他与中国人民友谊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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