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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不能自外于世界主流文明
【导读】德国历史主义的大家梅尼克在纳粹灭亡之后痛定思痛，发现19、20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抛弃了德国早期启蒙运动中歌德、康德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与普鲁士保守国家主义勾搭成奸，败坏了德国文化好名声。
中国需要文明崛起，这已经成为诸家的共识。问题在于，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崛起？
以文明崛起为核心，中国思想界有了新的聚焦。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围绕着现代性、自由、民主与公正等问题展开。从80年代启蒙阵营分化出来的双方激烈交战，奠定了新世纪中国思想的基本格局。进入21世纪，中国思想界内部的分裂已成定局，对话转化为独白，冷讽代替了争论。虽然不再有直接的交锋，但在各自论述的背后，依然有一场看不见、却感觉得到的隐匿论战。
这场隐匿的论战，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焦点落在中国发展背后的价值正当性上：是继续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坚守人类的“普世价值”，融入全球主流文明；还是寻求独特的中国价值，为世界提供一个另类现代性？这场“普世价值论”与“中国特殊论”的交锋，虽然未在公共领域直接展开，但在有关中国的所有问题上，几乎都可以窥见其背后的刀光剑影。
文明一元论的“殊途同归”
“普世价值论”者相信，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殊途同归”，万川河流不管是来自黄土地、红土地还是黑土地，最后都会汇集到西方的“蓝色文明”之中。中国的未来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西方所代表的普世的现代化道路。
普世文明的确存在，但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确区分了这两种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传统与现代”二元式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当思想界还沉睡在“冷战”思维和现代化模式之中时，西方中心主义的确主宰过中国人天真的心灵。近十年来，随着“反思的现代性”思维崛起，普世文明的内涵发生了转变。西方与东方一样，只是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所谓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种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价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静态要素，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更多文明的介入，处于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之中。
到了21世纪，全球的现代性解读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仔细考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假如用帕森斯的三条铁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来衡量，的确无法解释。解开现代性的普世与多元内在紧张的死结，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理论会给我们一条新的路径——在研究各种词汇的时候，发现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一个词才能获得确切的意义，但不同语境下的同一个词的意义又是相似的。他将之称为“家族类似”。也就是说，一个家族的成员容貌都有相似之处，但并没有共同的本质。这提示我们，现代性也不是一种僵硬的本质或确定不移的目的，不是帕森斯式的三条铁律。现代性意味着一组价值，包括自由、权利、民主、平等、博爱、富强、幸福等等。这些价值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彼此之间很难和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在哪种价值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上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英美比较注重自由与法治，法国突出民主，东亚注重发展和富强。具备了现代性这组价值中的大部分，具有“家族类似”的特征。
不同的现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有品质高下之分，有好的与不好的区别。当一个国家的现代性过于偏重某个价值，比如只注重国家富强，公民缺乏基本的人权保障，或者民主制度有了，却没有相应的法治秩序，贪污贿选成风，或者社会实现了平等，却在普遍的贫穷中挣扎……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判定不是一种好的现代性。唯有这样的理解，我们才有可能在走出“文明一元论”泥沼的同时，又不至于陷入“价值相对主义”。
历史主义者持有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国情与文化不同，各有其价值所在，不同文化间不可通约，不存在一个为不同文化和民族共享的普世文明。全球的现代性模式不是“殊途同归”，而是“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彼此间没有共同的道理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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