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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当代中国社会暴力的制度基础
对司法破坏导致社会信任流失
在邓小平时代，执政党对法制的重视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岁月，执政党领导具有强大的政治意志来确立和发展中国的法制。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执政党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人大系统都经常强调法治。中国没有法治传统，法治因此是个目标，它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建成的。在建设法治过程中，政治和政策环境非常重要，无论对官员还是社会成员，法治教育可说是要天天讲、月月讲和年年讲。但最近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对法治的强调消失了，重点转移到了其它政策目标，包括“和谐社会”、“社会正义”、“维稳”等等。尽管这些目标和法治并不矛盾，这些目标的达成最重要的还是法治，但一旦政治和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了其它方面，法治就遭冷落和忽视。在很多方面，实践已经表明，一旦失去了法治建设，这些其它目标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反而会走向反面。
在对法治强调得不够的同时，对司法的破坏趋向严重。司法的政治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权势阶层使用各种方法来逃避司法，社会和人民对司法也失去最为基本的信任。一旦当一件事情发生，人民不会诉诸于法律，而是会寻求其它政治方式，例如找领导人、走关系等，其中也包括暴力。在任何国家和社会，司法是社会和国家、人民和政府之间最为宝贵的中间或者缓冲地带，两者可以在司法这个中间地带协商、讨价还价。一旦失去这个地带，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马上会演变成为直接的对立关系。一个严酷的现实是，这些年来，很多本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问题，最终演变成为暴力，不管是政府官员对老百姓的暴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暴力。
在这些政治和法制大环境下，人们还可以更进一步，从一些具体的制度因素寻找公权力的暴力行为根源。
国家垄断暴力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尽管中国从法理上说也是这样，但在实际层面则不然。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是国家暴力机器的多元化和分散化。近年来，随着社会暴力行为的增多，国家的暴力机器也在多元化，就是说倾向于设置越来越多的暴力机关来应对社会暴力。城管是一例。近年来所设置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维稳办”也是一例。不过，多元化必然导致分散化。一旦缺少协调，就很容易导致暴力的滥用。例如，这些年城管制度已经出现了多少问题，就是没有人去解决，没有其他的制度去制衡它。
与多元化同时存在的现象，就是暴力机器的分权化。如果多元化指的是同一政府层面的不同暴力机构，分权化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制定政策，但执行政策的是各级政府。因此，暴力机器的使用处于分权状态。地方政府负有地方社会稳定的责任，地方稳定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重中之重。尽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持地方稳定，但一旦稳定被视为是头等大事，地方官员就会倾向于随意使用甚至滥用暴力机器。
国家暴力私有化的隐患
这里，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法制的地方化。法制最能体现现代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大多数国家，法的权力大多由中央或者联邦政府垄断，尤其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只在涉及到地方事务的领域具有法的权力。即使在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法律权力，但中央（联邦）法高于地方法，地方法要服从于国家法。尽管中国从理论上说属单一制国家，但地方政府拥有着实际上远较其它政治体系更大的法律权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司法系统，就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即没有和地方政权独立开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影响法律的实施，司法因此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工具。
一种更为严重，也是最令人担忧的现象是国家暴力的变相“私有化”。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权）和黑势力的勾结，借用黑势力来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在城市拆迁方面，地方政府、发展商往往勾结在一起，“雇佣”黑社会势力来为“拆迁”清除障碍，而黑社会所用的暴力手段无奇不有。实际上，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成为普遍的现象。近年来，有另外一个现象已经受到各方面的关注，那就是“黑监狱”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竟然容许一些社会利益群体建立“黑监狱”，来应对上访的社会成员。
社会暴力行为在迅速增加。暴力的增加无疑损害社会秩序。任其发展，就会摧毁整个社会秩序。显然，政府作为行使公权力的唯一合法组织，有责任来遏制、控制和管理暴力。如果这一目标不可实现，和谐社会无从谈起。要走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在政府层面，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事情要做。
首先是要给社会松绑，造就成熟的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社会不能发展出自主组织，什么都需要依靠政府，那么政府负担就会不堪重负。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可以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公民社会的发展不是不需要政府，而是说政府要把传统上很大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会本身，让社会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在公民社会建设的基础上，政府可以来规制社会，管理社会。
其次是大力强化法制和法治建设。政府要规制社会和管理社会，法制和法治是最有效的方式。这里同样重要的是，政府要用法制来管理体现公权力的暴力机器及其使用。如果暴力机器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手段，而且法律失去了对暴力机器本身的管理和控制能力，那么必然会导致无穷的政治后果。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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