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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刊文称当前社会诚信缺失主因在政务出了问题
寻找诚信遗产
《瞭望》：其实，中国自古不缺诚信，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了丰富的道德遗产。
周孝正：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一个民族不讲“诚信”是站不住脚的。
在《论语·颜回》中就有一段说明孔子对“信”特别重视的话：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三者而已。”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难免一死，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生存。”
我认为，孔子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已说到了极致。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讲“诚信”的民族，自古以来有所谓“五常”，把“信”与“仁”、“义”、“礼”、“智”平列，称作做人的五种常道或常规。可见古人把“诚信”看得非常重要。
《瞭望》：当前，西方的诚信建设相对发展得比较好，东西方在社会诚信的发展上有什么区别？如何借鉴这些国家好的做法？
周孝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权力集权的问题。基本做到权力到了哪里，监督就到了哪里。钱花在哪里，审计就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比较好的制衡。
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舆论的监督，是最关键的环节。在目前中国，舆论监督还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正因为如此，直接导致了有些地方政务诚信的缺失，也对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产生不良影响。
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只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已变得很不可靠了。
重建诚信中国
《瞭望》：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哪几方面重建？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周孝正：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重建。
在政务诚信方面，一方面，要加大党的建设，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建设，尤其要防止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所谓先进性，“三个代表”已作了非常好的表述，关键是要落实。
在商务诚信方面，加强商业监管，严惩假冒伪劣产品，提高行业诚信。特别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房地产、食品、药品行业，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杜绝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对虚假广告以及商场和超市促销欺骗行为，要严加打击。
在个人诚信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社团组织，培植社会舆论力量。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塑造和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通过社会力量的培育，抵制市场不诚信行为，有效防止欺骗现象的发生。
要尽快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加大个人失信成本。比如，建立以信用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全面记录和高效传递信用信息，通过拒绝交易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者的联防惩戒机制，也是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瞭望》：在诚信方面，政务诚信必然起主导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最终有效解决政务诚信问题？
周孝正：政务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的风向标。在当前，中国要最终化解这场社会诚信危机，必须先解决政务诚信的问题。自2010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至今，作为主管党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多个不同的场合谈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他的话说得非常到位，有着鲜明的指向和现实针对性。
“权为民所赋”，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权力的来源和基础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权为民所用”要解决的是权力的目的和归宿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两者关系互为因果，前者是前提，决定和约束着后者，后者是结果，体现权力的性质，并反作用于前者。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这是因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这一过程中实施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靠牺牲无数英烈，才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然而，正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所警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历史选择了党，不等于历史永远会选择党。
当前，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力求做到执政权力来源符合程序正义和正当。只有切实落实宪法给予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让百姓在诚信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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