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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民被卖砖窑厂：一个湖南农民在河北沧州的“黑奴工”噩梦
摘要：湖南农民阳湘正，今年6月进京上访，遭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绑架”，被押往河北沧州吴桥县一家砖窑厂“做黑工”——直到一个月后从“魔窟”逃出，阳湘正的遭遇及其背后的“黑砖窑”才渐被外界所知。
湖南农民阳湘正，今年6月进京上访，遭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绑架”，被押往河北沧州吴桥县一家砖窑厂“做黑工”——直到一个月后从“魔窟”逃出，阳湘正的遭遇及其背后的“黑砖窑”才渐被外界所知。
出逃者勾画了一个奴隶般的社会：剃成光头，穿着识别明显的统一“制服”，夜晚被锁进铁门，白天在监视下干活，不听话就打，皮带抽，电棍击，没有工钱，和狗睡在一起……
这还是一个“无声”的世界。“不断有人被送到这里，但是有规定：不准交谈，不准乱说话，不准询问对方情况，也不准打听那里（指砖厂）的情况。”
今年10月，南都记者赴河北省吴桥县调查，在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协助下，阳湘正等7人“被卖到”砖厂一事获得证实，但“黑砖窑”、“黑奴工”的说法被砖厂老板否认。
从北京到河北，从上访者到“包身工”，其背后隐藏着一条怎样的输送链条？吴桥县公安局表示，对此事立案侦查，需当事人亲自到当地报案，且需要跨地域多部门联合调查。本稿刊发前阳湘正告诉记者，已准备向吴桥县公安局报案。
露宿火车站遭掳
被两个“光头”硬塞进面包车
今年6月，一场雨后的深夜，阳湘正走出抵达终点的K 968次列车，随人流走进北京西站的那片潮热广场。
这是湖南农民阳湘正第三次进京。此前的2009年8月，阳带着一堆材料，同样是乘坐K 968次列车，但在车上被“一个陌生人”搭讪后，随即被列车乘警查扣了身份证，到京后被通知而来的邵阳市驻京办事处人员，用一辆卧铺大巴又送回了湖南省隆回县。“镇里的干部在隆回东站亲自接我。”
此后在2010年初，阳湘正再次到了北京，去过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但反映的问题被批转回家乡隆回县，“地方政府不依法办事，我到法院起诉，也一直没有结果。”
57岁的阳湘正，是邵阳市隆回县六都寨镇泌水村5组村民，为房产纠纷奔走多年，他认为村干部将其合法房产非法卖给了他人，多年来交涉无果。“县信访局等单位为了让我父亲息访，愿意对这桩房产纠纷给予补偿性赔偿，但前提是要让我父亲签下协议，不再上访，但（协议）又迟迟不能落实。”———阳湘正的儿子在一份材料中称。今年6月8日，阳湘正再次来到北京。
已是深夜10点，闷热的北京西站广场上，阳湘正找了一处地方，露天睡下。他的计划是，第二天找个旅社住下，再带材料去此行的目的地：国家信访局。
意外就在睡梦中发生。
凌晨4点半左右，地上的阳湘正被一个男人推醒，“大概50岁，比较胖，他问我是哪里人，我看他还比较面善，也不像是坏人，就跟他说话。”
“是北方口音。”阳湘正回忆，“他说他们有个厂，要招很多民工，2400块钱一个月，问我去不去？”然后指着火车西站南广场右侧一辆白色面包车，“说可以到那边去谈。”
“我也只是想去问问情况。”阳湘正说，随后他跟着那男人来到面包车旁，“刚走到车边上，就看到有两个‘光头’一前一后朝我走过来，我觉得不妙想逃走，但来不及了，他们将我抓住，硬塞到车里，两个人一边一个，把我夹在中间，然后车就开了，飞快地往前跑。”
车向北京郊外驶去。阳湘正开始还在车上挣扎，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们摁我的头，掐我的脖子，说不老实就揍我，我也动弹不得。在路上我就说要上厕所，他们不肯。”
挣扎中阳湘正发现，在面包车的后座还坐着一个人，40来岁，一直没讲话，“后来知道，那个人也是跟我一样，被他们抓上车的。”
砖窑厂的“新工人”
“剃光头、跟狗睡、乱说乱问就用皮带抽”
白色面包车驶出三环路后，阳湘正回忆，在一个路口，又被一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人，塞进两个男人，“这时车上有7个人，4个被抓的，3个人贩子。”
上午10时许，车驶入河北境内的涿州，另一辆白色面包车已在那里等候。“在涿州，我们被允许下车解手，随后又被押上一辆大的白色面包车，上车后发现，里面还有3个被抓的人，一个50多岁，一个70多岁，还有一个患夜盲症的男人。”
北京的那辆面包车随即返回，“感觉他们和涿州接应的，是同一个组织的，相互配合。”此后，车上7名被抓者由4人押送，继续往南。“一路押送我们的，都是北方口音，具体河北的还是北京的，我分不出来。”阳湘正说。
此后是一段漫长的行驶。约下午2点钟，满满一车人在一阵颠簸后，停进一个有着高高烟囱的砖窑厂，那里就是这些被掳者的终点站。
一扇铁门打开，又一扇铁门打开后，7个初来乍到的“新工人”被带进一间约20平米的宿舍，“有三间房连在一起，我们7个人被关在中间的那个房，就一个用木板拼起的长通铺，条件很差，里面养着两只狗，也睡在床上，我们就跟狗睡在一起。”阳湘正说，“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没有洗过澡。那个日子很难过，太苦了，以前没过过那种日子。”
“在我们7个人来之前，铁门里面还关着两个人，一个50来岁，络腮胡子，听口音也是北方人。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阳湘正说，在他们被关进去大约十多天之后，又进来两个小伙子，一个20多岁，一个30多岁，但都没有交流。
“在里面不让乱说话。”阳湘正说，虽然这些人住一个房间，睡一张通铺，但进厂后被规定：不准交谈，不准询问对方的情况，也不准打听那里（指砖厂）的情况。
“有一个监工，也就是班长，住在我们隔壁的那间房，24小时监控我们，只要发现有交头接耳乱说乱问的，就用皮带抽，用电棍打。”阳湘正说，班长叫马元叶，是河北人，不到40岁，“个子不高，很胖，他们叫他‘小胖子’。”
白天在窑厂干活的时候，马元叶总拿着一条1米多长，约2厘米宽的三角皮带监督他们，谁不听话，干活不出力，就打谁。另外还有一根类似警用的电棍，“不听话的，逃跑被抓的，就会被用电棍电击。”
为了便于管理，阳湘正说，凡被抓进去的工人，进去后都得剃光头，然后每人发一套制服：上衣为红色短袖，下身为灰色短裤，但只有一套，没有换洗的。“就像监狱里的囚服，如果有人在工地干活时想逃跑，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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