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

作者：许纪霖来源：财新《中国改革》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1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新政引发的“参与爆炸”

　　1901年以后，清廷希望以立宪保证君主制度的延续，开始推行新政，社会各方面都因此发生巨变。新政是一种改革，但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如果成功，将替代革命，假如半途而废，则将诱发革命。

　　作为现代化的改革，新政是前所未有的资源再分配过程。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都面临着重新布局和再分配。早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就已经日益坐大，而在新政中，各种力量更是迅速崛起。到了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从袁世凯的北洋实力派到各省主张君主立宪的地方绅士，以及民间的激进势力，形成了一个“参与爆炸”的局面。“参与爆炸”最容易引发革命，这时本应迅速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政治洪水的池子，疏导各种力量到里面去和平竞争，宪政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池子，一个消弭革命的安全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也曾经一度“参与爆炸”，民权运动、武士叛乱、地方民变风起云涌。日本统治阶层通过颁布宪法，召集国会，将各种政治势力导入国会，及时稳定了局面。虽然明治时期的宪法非常保守，却有效地避免了革命。

　　相比之下，晚清新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而只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非政治的“合理化”改革。新政让整个社会结构适合现代化的发展，使国家管理服从工具理性的效率法则。但是，新政将北洋实力派、地方绅士和民间激进势力从旧体制的瓶子中释放出来，却无力造就一个新体制，将其收入宪政的池子。于是，新政不仅没有代替革命，反而成为革命的催化剂。

　　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情绪，让民间的革命力量悄悄酝酿发展。

　　同时，地方士绅的政治参与也由于1909年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省咨议局而得以组织化，在体制边缘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他们不满清廷九年后立宪的远期承诺，发起三次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而体制内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实力派既是新政的推动者，也是在新政中获得了最大好处的利益集团，他们在新政中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

　　在“参与爆炸”的历史关头，清廷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倒行逆施，推出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激怒了所有被新政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仅民间的激进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地方士绅和体制内的北洋势力，也因此胸怀异心，谋求突变。正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当被动员起来的诸多社会势力渴望参与政治，而现存制度又没有能力为其进入权力中心提供渠道的时候，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重建宪政权威比权力易主更重要

　　当清廷陷入权力与权威双重危机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权威乃至部分权力的，亦即在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权威的同时，将君主制作为国家人格化象征的权威。然而，清廷拒绝了这一选择，转而以皇族内阁垄断权力。直到武昌起义发生，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它才如梦初醒，答应立即实行召开国会，实行虚君共和，但已为时晚矣。

　　在三股主要的社会力量中，民间激进势力与北洋实力派的态度非常明朗，都有对清廷“取而代之”的雄心。值得注意的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士绅阶层，他们自从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以来，一直在寻找安定中国的核心。这个核心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具备法统上的权威，而是拥有安定全国的实力。革命兴起之后，清廷被迫公布“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这似乎不失为一条由虚君共和走向民主宪政的明智选择。身在海外的梁启超在比较世界上各种政体的利弊之后指出，虚君共和“未敢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因为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不再来自天命，而来自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会选举产生的内阁。这种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虽无共和之名，却有共和之实，而且可以引导各种政治势力在宪政架构内和平竞争。

　　然而，张謇等地方士绅所重视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这固然也是出于“救亡”的考虑，担心缺少这一权力中枢会导致列强趁虚而入，瓜分豆剖。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转向了北洋实力派领袖袁世凯，在共和的名义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

　　在复杂的谈判角力之中，民间激进势力、地方士绅和北洋实力派对权力分配的考量，远远超过对于重建宪政权威的关心。在他们看来，权力永远比权威更重要。于是，一次重建权威的历史性机会丧失了。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继之而起，革命接踵而至。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依然承受着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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