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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我们应该怎样研究辛亥革命
尊敬的主持人李晓东教授、会议发起人李廷江教授及各位学者：
感谢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盛情，参加由中日两国学者专题讨论近代中日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发起人、清华日本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廷江教授作为资深的旅日学者，既是国内已故学界前辈胡绳先生、李慎之先生都很看重的学者，也是热心为同辈服务的老朋友，我几乎每一次到日本做学术交流时，都能享受廷江兄千方百计的安排和接待，他还多次屈尊，亲自做我的翻译。这次研讨会是他下令要来，那就无论怎么忙，也不得不来。我的综合评论如果以这两天各单元的高水平评论与对话作为坚实的基础，就没有什么顾虑和压力了。有主持人李晓东教授与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压阵，我的发言也就更轻松自由了。
首先，我应该表达两份歉意：一是我没有来得及提交论文，很不礼貌；二是虽然到会了，昨天下午还在逃会，参加城里的一个课题论证会，搞别的客串。尽管我还是有一点“先见之明”，我对廷江教授交代过：如果不来，会对不起他；如果来，也会对不起他，因为已经承诺另一个朋友，需要中途抽身兼顾那个论证会。对此，我真的很抱歉。
翻开本次研讨会的论文资料册就知道，来自日本的学者提交的论文占绝大多数，中国本土的学者却只有南开的刘岳兵先生与清华东道主刘晓峰先生提供了论文，这无意中就反映出中外大学体制的差异。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欧美国家，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责除了授课，就是专心做你的研究，这就是你的“主旋律”，不会叫你干别的事情，更不会有那么多与真学术无关的会议和评比活动。
个人以为，本次研讨会让我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也可以说是研讨会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小而精；二是实而新。
先说第一个特点：小而精。与会正式代表仅20人左右，会期仅两天，每个学者都有充分表达学术意见的机会，而不是走过场，我总觉得，这样的研讨形式最值得提倡。衡量一个学术研讨会是否成功，成功的程度如何，也许并不在于请了多少国家的学者，请了多少人，其中有多少学术大佬，喝了多少茅台，而是论文、报告、评论与对话的质量。我有幸参加过今年5月在香山饭店举行的另一个国际研讨会，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建所60周年的国际盛会，开得很成功，在我看来，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水准可能并不低于5月那次的平均水准。当时，我还奉命评论过某个分场5位学者的论文报告，报告的主题都与近代中日关系有关，其中还有一篇是英文论文，恕我直言，至少那个分场的论文平均水准不会高于本次研讨会，更不会超过上午两位旅日学者的报告--陈力卫先生对梁启超《和文汉读法》的解读和陈继东先生关于梁启超对日本武士道的引入、变化过程与实效的系统梳理，也不会超过昨天另一位旅日学者姜克实先生对日本战前与战后亚洲主义思潮的源流、类别、特点及实质的现场报告。 在本次研讨会上，有的学者虽有论文，但根据讨论的需要，并不按照文本的理路来报告，而是提纲挈领，随时展开，报告比文本更丰富，更富有智慧，例如李廷江先生；有的虽然没有提交论文，但报告起来同样清晰和饱满，例如姜克实先生。
再说第二个特点：实而新。本次研讨会有4篇论文紧靠主题，围绕晚清中国的变革，“小题大做”，尽量用资料来说明问题，其中两篇是日本军制对晚清张之洞军事新政的影响，另有两篇是关于晚清法制与法律人才的培养，无论从论题的选择，还是资料的挖掘，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虽然从整体上来看，同研讨会的主题“晚清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直接相关的论文有些偏少，不过，有些作者与报告人在突破命题作文的局限之后，就晚清以来中日思想文化的源流、词语翻译、两国交往、重要思潮或民族精神，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等方面施展拳脚，收集资料之勤，论证之详，都是值得称道的。
廷江先生在开幕式上指出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4个缺陷：一是以结论为主、过程与细节不够；二是以宏观研究为主，具体不够；三是以中国的视角为主，多面不够；四是以本专业的专题为主，综合不够。我很敬佩廷江兄的概括力度，也深有同感。比如，我们喜欢用一些大而无当的概念，喜欢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西方模式”、“欧美模式”，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西方”，哪个国家的“东方”，欧洲国家同美国是不是都一样，中国同日本、印度、中东国家是不是也一样，只要仔细追问，就会漏洞百出。就资料来说，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或者日中关系，双方的文字资料与他国的外文资料都很重要，包括我自己在内，国内研究者对外文资料的阅读与运用能力就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障碍。至于研究心态与立场，恐怕也不是毫无问题。仅拿甲午战争来说，中国学者以大国的心态来评论这场战争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好像这场战争就不应该败，败就败在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不争气，败就败在腐败的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却缺乏对战争双方的综合国力、战争动员乃至国际局势的透彻了解，缺乏多种角度的考察与多种文字资料的运用。窃以为，外语资料的运用不仅与研究能力有关，恐怕还牵涉到研究者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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