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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对待中国现代化应走出传统“中西之争”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形成了三种模式。三种模式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其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内在逻辑，这就是从“西化”到“中化”，“中化”与“西化”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
自从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航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从未完全中断过，也从未一帆风顺，而是断断续续，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期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从19世纪中叶到1911年清政府领导的现代化，从1912年到1948年国民党领导的现代化，1949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这三个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其实也是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因为它们分别与三种不同的政治框架相结合。用国内通行的术语来说，这三种模式就是：清王朝的封建主义现代化、国民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然而，令人感兴趣同时又发人深省的是，尽管这三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是在它们的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内在逻辑，正是这条共同的逻辑把三个不同阶段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起来。这条逻辑就是从“西化”到“中化”，“中化”与“西化”之间不断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近代以来，“西化”对“中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拂之难去的悖论。“西化”即“西方化”，其基本意思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全面向西方国家学习和接近的过程，不仅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要引入西方国家的制度和方法，而且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也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中化”即“中国化”，其实质性意义是，中国在经济科技上比西方国家确实落后了，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却是最先进的，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和科技，最终是为了强国之“本”，即巩固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
一、从洋务运动一开始，朝野之间关于“西化”、“中化”的论争就不绝于耳。“西化”论一度在知识分子中占据支配地位
我们先来看看清政府的现代化。清政府在被迫进行现代化之初，实行了“洋务运动”，译成英文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运动。此后，“西化”便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伴随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并且形成了支持“西方化”运动的各种学说观点。但是，从洋务运动一开始，朝野之间对“西化”的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也同样响彻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在反对“西化”的过程中，也慢慢形成了从整体上反“西方化”的系统理论，即各种各样的“中化”理论。1898年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试图为当时的“西化”vs“中化”之争做出调解和裁决。张之洞的这一态度很快就为清朝当局所接受，并且成为官方的政治判断和现代化的基本政策。“洋务运动”也随之转变为“中体西用”运动。
中西之争在民国时期，特别是在“五四”以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表现得更加充分。自从清末实行洋务运动以后，现代化的合法性问题便开始逐渐让位于合理性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讨论的重心事实上已转移到现代化的模式上，也就是转移到中国应当实现何种现代化这一问题上。关于中国应当实现何种现代化的争辩从“五四”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而在30年代达到高潮。当时展开的几场大讨论，如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关于“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讨论，说到底是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理论，如“全盘西化论”、“世界化理论”、“充分西化论”、“中国本位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西互补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等等。今天，当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场大讨论时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异，但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外是中国将要实现的现代化应当是西方式的还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西化”和“中化”的问题。
我们把主张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简称为“西化论”，它包括“全盘西化论”、“充分西化论”、“世界化论”等。这种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认为西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模式。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们甚至不愿采用“现代化”、“工业化”等概念，而坚持用“西化”来概括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代阶段。到30年代，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放弃使用“西化”概念而采用“现代化”或“工业化”等概念时，“西化论”的主要代表陈序经颇不以为然，他说：
此外，严既澄先生又以为“西化”这个名词颇不适当，最好改为“现代化”。胡适之先生在其著作里，也用“世界化”三字。我个人在以往的著作里，也用过这两个名词，但我以为，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之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这个名词，不但包括了前两者，而且较为具体，更易理解。胡先生虽用了“世界化”的字样，他却仍用“充分西化”的词句。至于严先生虽觉得“西化”两字颇不适当，但他也依然采用“全盘西化”的词句。所以我相信“西化”这个名词的采用，是不会发生问题的。
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感是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产生的。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着先进的武器和产品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威力，发现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他们感到，若不迎头赶上，中华民族必将覆亡。从那时起，先进的知识分子便决心把西方作为榜样，向西方学习。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先进的物质文明乃至精神文明都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因此他们把中国的发展目标定为“西化”或“欧化”。“西方化”的意思就是全面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教育、文化、艺术等等。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化”几乎完全等同于“现代化”，人们经常不加区分地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像陈独秀、胡适这些现代化运动的早期倡导者都使用“西化”和“欧化”的概念。事实上，把“西化”与“现代化”加以区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先生证实了这一点：“‘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就现在所知，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被推广使用的正式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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