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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解放”与中国的文化崛起
中国有条件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但今天的中国文化则是处于萎缩状态。关键在于缺失文化发展和创新。那么，中国的文化创造和创新如何可能呢？这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三个“解放”显得尤其重要，即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
首先，要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中国自清末在军事和政治上被西方类型的国家打败之后，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国的落后的终极原因归诸于文化。“五四运动”的核心主题可以说是“去中国化”。当然，发展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想去就能去掉的。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权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复归传统文化。毛泽东尽管是反传统文化的先锋，但他也是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实际功能。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国之后，很多运动表面上看是反传统的，但实际上是要复归传统，例如“学习雷锋运动”提倡的是一种政治上的绝对忠诚。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的一些东西例如“个人崇拜”等更是传统的表现。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所有这些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已经退居到这些人的“潜意识”之中。反传统是中国革命的主线。“五四运动”之后，学习西方变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因为西方成为了真理，那么包括中国本身在内的非西方就变成了不是真理了。这里的西方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
错把西方当做真理
学习西方并没有错，但把西方视为是真理则大错特错了。中国并不拒绝其他文明和价值，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成为主体。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因为没有中国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西方话语解释不了中国的一切。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话语不能说明自己。但是，很少有人去创造，去发明。不用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呢？不能产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选择用西方来解释自己。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论，当然更不用说是文化软力量了。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花大力气，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西方继续要学，但中国的主体地位也必须得到确立。
第二，要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中国传统数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种依附性文化，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王权文化本身只是王权体制的结果，也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正如基督教和穆斯林文化是以宗教为核心一样。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依附性质有效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和扩张。
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政治知识分子和非政治知识分子，分别由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关心社会政治的，而道家则根本不关心现实社会的，道家往往对现实世界失去信心，因此崇尚自然，扎根到深山老林。道家讲清静，本来应当有很多时间来思考问题。但因为不关心现实社会和政治，道家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贡献很有限。道家提倡人与自然的合一，不知道主客体之分。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哲学，在一个层面来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很难演变成为一套科学思维和研究的体系。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自然科学，和道家的态度是有关联的。
文化依附于权力难以独立
中国社会政治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儒家。不过，儒家依附王权，为权力服务，往往变成权力的奴隶。历史上，王权需要获得两种绝对的忠诚，一是知识的忠诚，即儒家，二是太监的忠诚。这两种忠诚保证王权的绝对性，儒家管理的是国家事务，太监管理的是王权内部事务。对儒家的忠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讲真话的忠诚，一种是讲假话的忠诚，即愚忠。尽管历史上不乏讲真话的忠诚，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说假话。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上的王权的统治术远比其他文明发达，这是儒家的功劳。西方人强调法治，中国人强调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统治一个社会。但在中国，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没有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必须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来做皇帝，否则天下就很难治理。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国家制度建设学说来，和儒家仅仅服务于王权是有很大关系的。
与传统相比，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大变样了。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权力依附性有没有变化呢？不仅没有变化，反而强化了。就对权力的关系来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三类，一类为权力服务，一类是反权力的，这两类是主体，第三类的是那些对政治和权力不关心的人，类似于传统的道家。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分子似乎不用加以详细讨论，大家都有认识，就是那些御用文人，光会说好话，为现政权辩护的人。第二类知识分子是反权力、反现存体制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也是在追求权力，就是想用他们的知识去影响实际政治，甚至得到实际政治权力。他们因此往往自觉地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也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是说，他们是要通过反权力而得到权力。
无论是为权力服务还是反权力，都很难产生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知识分子的权力哪里来？在中国，人们往往把那些经常讨论实施政治、关心现实的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已经变形了。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才会拥有权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释好了，知道了社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问题会改进社会，那么即使你没有任何权力职位，你也会得到权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会采用你的判断、诊断等来改革社会。
中国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这样，总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导致权力和知识之间的恶性互动。知识想挑战权力，权力想遏制知识。知识和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边界，两者都想互相渗透，结果两边都不专业。权力不专业，没有信心，总想控制一切。知识界不专业，解释世界的事情不做，但要干预政治。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恶性互动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的创造还是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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