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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新政看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核心提示：百年以后的今天，专制帝国改革之所以比多元传统国家改革更难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大清王朝体制下，中央王朝国家是唯一试错主体，而且，王朝国家受儒家官学意识形态教义束缚更大，人们更难从这一教义中摆脱出来。
《炎黄春秋》今年第10期发表了李维民先生《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一文，对拙文《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革命》（今年第4期）提出批评和商榷。李先生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原因，并非我所指出的“在危机沉重压力下，清王朝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变革”，而是因为清末改革“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恰好拙著《危机中的变革》一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的主题即是谈清末改革，我为该书写的《再版序》解释了为什么专制帝国的改革难以成功，可以作为对李维民先生批评的回应。相信这场一百年前的充满矛盾与困境的、复杂而丰富的改革运动，会引起当代国人浓厚的兴趣。
一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学术界，在论述清王朝变革失败的问题上，以往占主流的观点是：保守的清王朝统治者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又遭受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灾难，然而，此后的清末统治者却并没有改革的诚意，在巨大危机压力下，才不得不进行虚假的新政。日俄战争中，由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统治者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实行预备立宪。由于清王朝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使国人失望，于是立宪派发动四次请愿运动，统治者仍然无动于衷，此外，清廷还将民营股份公司收为国有，破坏了人民应享有的筑路权，于是，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不受掠夺而奋起抗争，发起保路运动，并最终转向排满革命。在以往的主流叙述中，清末改革似乎就是一场假改革。
然而，我的观点，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对立。多年以来，根据我对清末变革史的研究，事实上，戊戌变法是一场由涉世未深的青年皇帝与一批同样缺乏官场政治经验的、充满书生激情的少壮变法人士相结合而发动的不成熟的激进改革。严复在对变法运动失败寄予深厚的同情的同时，他也指出，康梁改革“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可以认为，导致变革悲剧的激进主义，恰恰可以解释为保守的积重难返的官僚体制的因果报应。它引起了保守派的全面反动，并由此引发庚子事变的奇耻大辱。
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后事实上也确实成为清末新政的最积极推动者，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枉了她。她在庚子后几乎丧失了原来的固执与自信，经常以泪洗面，她在召见张謇入对，张謇问她“改革是真还是假”，她回答说，“因不好才改良，改革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当张謇谈及改革中的腐败与人心散乱时，她也百感交集随之而哭。平心而论，她对新政的期待与改革真诚，是出自于对满族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忧虑。
应该说，晚清新政也确实有着重要成就。新政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新政主持者制定的各项现代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长达11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一位1906年访问中国的日本学者就曾对北京市容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即将超过东京”的惊叹。丁韪良、李提摩泰对新政的由衷赞美与乐观，固然会使我们后人觉得有点幼稚肤浅，然而，正是从这些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眼中，新政时的中国变化之大，与它僵化不变的过去相比，确实足以令他们欣喜了。
新政早期阶段可以称之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虽然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较弱，但却保持着王朝权力对改革进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第二阶段，中国人对日本立宪的误读，对清廷构成一种强大压力，造成了从开明专制的集权模式向激进的立宪分权模式的急剧转变。虽然，从长远来说，中国现代化的走向是政治民主，但在现代化改革初期，这一分权立宪转变恰恰是这场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对帝制不满的人们，从此可以借助于资政院与谘议局的平台，持续地发起激进的速开国会运动，冲击着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权威。预备立宪不但没有增加统治者希望的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反而强化了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扬汤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
保路运动发生在距今正好一百周年之前。事实上，如果不带有偏见，必须承认，后发展国家修建铁路，商办铁路政策是很难成功的，清廷的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政策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合理经济政策，盛宣怀与四国银行签订的铁路贷款，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且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优惠低息的商业贷款，并非什么卖国条约，然而，由于排满民族主义的冲击，使这一原本合理的现代化铁路政策却被解释为卖国之举，并“歪打正着”地成为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的导线。
如果说，以往的主流话语从反满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范式来看待变法与新政，那本书的侧重点，则是对传统官僚帝国面对变革中矛盾的应对之道的冷峻审视，这一视角对正在进行新的变革的21世纪的改革者，无疑会提供更直接的启示。
二
人们发现，一般而言，一个专制集权的帝国通过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概率并不很高，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大清帝国，均是在承受西方挑战与民族危机的重重压力之后，先后陷入改革的泥潭无以自拔，并被改革引发的革命所推翻的。非西方的传统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变革似乎是一个特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但避免了革命，而且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中国之后，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然而，从结构上来考察，日本的成功，恰恰在于日本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传统日本是由二百多个独立自治的藩国构成的、类似于西周分封制的国家。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集权帝国从改革走向革命的极高概率性，其原因是什么？传统国家的集权体制与分散的多元模式，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我发现清末的改革失败并引发清王朝的崩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末改革的悲剧在于，当统治者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时，统治阶层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当帝国被列强打败并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时，例如，当清帝国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如此严重的危机之后，才会在焦虑感的压力下，进行“狗急跳墙”式的变革。然而，此时的王朝统治者或者由于缺乏审时度势的改革人才，或者由于战争失败后的民族危机加深，而丧失了统治所必需的权威合法性。一旦在危机状态下进入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号召力，并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由于帝国统治者缺乏最起码的权威资源来对时局进行调控与整合，只会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与危机，于是一切为时已晚。
其次，帝国改革之所以困难，还在于人才缺乏。在专制危机条件下的改革，远比承平时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领袖，更需要一个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来引导国家渡过风险，并把国家引向有希望的未来。这样的政治家应该具有足够的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国际经验。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性，似乎总是对这样的人才，起着逆向淘汰的作用。在危机到来以前，以“承袭旧章”为主旨的帝国体制，早已经把此类人士当作异己者过滤一空了。能在这种体制下生存下来并游刃有余的，恰恰是平庸之辈。当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并让他们担当改革大任时，此类人却没有最起码的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经验，这构成专制集权帝制改革的另一个两难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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