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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议会的遐想：中国曾与议院擦肩而过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1910年4月，各地立宪派汇集京师，向清政府请愿，要求速开国会。
这是持续长达一年的抗争运动，北京城内风起云涌。
1910年11月5日，北京东西长安街及正阳门外大街皆张灯悬旗，通宵达旦。灯上统一书写着四个喜庆的大字“庆祝国会”。原来，朝廷晓谕各方，将原本8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为5年，并允诺于宣统五年，即1913年正式召开议院。
11月7日晚，在京师督学局的命令下，各学堂齐集于大清门前，学生们提着红灯，列队双行，以军乐前引，高唱歌曲，三呼万岁来庆祝立宪。
日俄战争让改良派发出立宪呼声
议院，又称议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监督内阁行政，并对内阁作出的决议拥有决定权和否决权。在20世纪初，议院设立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到底是君主专制政体还是君主立宪政体的基本标准。而彼时的清廷所面临的困局就是，独裁统治已被大部分有识之士所摒弃、唾骂，不颁布宪法、依法治国，统治阶层的合法性就会遭到最根本的质疑。
这种大规模的质疑发轫于康梁变法。可惜，康有为的思想介于新旧之间，他破釜沉舟式的改革由于过于激烈而夭折。
1904年，中日甲午之战的十年后，曾经狼烟四起的辽东大地爆发了日俄战争。当日俄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国土上大打出手时，主人却只能无奈而可耻地挂起免战牌，宣布在这场令全体国人蒙羞的战争里“严守中立”。
然而，这场战争却为清廷突破当时政治改革的瓶颈提供了契机。国人在亲眼目睹了东瀛小国将老牌的沙俄帝国打翻在地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后，不免又勾起了关于甲午之役痛苦的回忆。
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和变革要求，终于得到了宣泄的机会。战争甫一结束，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便立刻发文称：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
在《大公报》的带动下，国内报刊的舆论情绪极度高涨，纷纷利用自己的渠道不遗余力地鼓吹立宪胜于专制，“20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乃大势所趋，所向无敌，如果“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也。”
据当年的《东方杂志》载，时人见面莫不谈立宪，“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朝中改良派们也倾巢出动，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朝廷上书，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就连当时的驻外大使也纷纷奏请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在这些上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对可行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官员出国考察他国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
在炸弹的“欢送”下考察宪政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难免有些动心。1905年7月，清廷下发谕旨，遣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1905年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
一片喧嚣中，五大臣登上了火车。载泽、徐世昌和绍英坐在前面的车厢，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他们挥手致意，向送行的人告别。火车一声长啸，慢慢启动。
突然之间，“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震得左摇又晃，随即，一团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蹿出，一颗炸弹爆炸了！顿时，送行的人乱作一团，慌乱间作鸟兽散。众人惊魂甫定，车站的巡警匆忙赶来。登上车厢后，发现五大臣里除了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外，戴鸿慈和端方均纤毫无损，安然躲过一劫。
据戴鸿慈后来在《出使九国日记》中记载，载泽“眉际破损，略有小伤”，绍英“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绍英原本不是考察大臣之选，后来清廷考虑到载泽年少，才加派同行，不料还没出行就罹此大祸。
后经查证，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暗杀活动。巡警在车厢的中部发现一具尸体，衣服里有个名片，上书“吴樾”二字。由于此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便被炸身亡。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原本是个寒窗苦读的士子，在目睹了清朝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乃至日俄战争中的一败涂地之后，从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变成了积极排满的革命者。吴樾深受当时暗杀思潮的影响，在他看来，“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对清廷的新政，吴樾一向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苟延残喘、粉饰太平的一种手段罢了。
此次恐怖活动并未得到舆论的支持和同情，相反，指责和诘难频繁见诸于报端。在士民上下一心的鼓励声中，炸弹最终没有动摇清廷对宪政尝试的决心。
考察团分东西两路，分别由戴鸿慈和载泽领队。1906年7月，两路考察团先后回到上海。其中，端方和载泽用心查访、记录，感悟良多——也只有自家人真正心疼自家的家业。
跪在西太后面前的载泽，恳切地陈述了一番肺腑之言：立宪利于民，也利于国，却不利于官。故立宪之最大阻力，恐出自势要权贵。随后，载泽列举了立宪的“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玩惯了权术的慈禧对载泽密折中提出的口惠而实不至的“立宪”方案颇感兴趣。想想看也是，日本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后才开国会。着什么急？高悬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将天下臣民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此。因此，慈禧把宝押在了“预备”二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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